学诚法师:实现汉藏交流融合 推动佛学思想创新

2014-03-11 14:33:36| 来源:大公佛教| 我要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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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藏佛学是汉传佛学与藏传佛学的统称。汉藏佛学由于分处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语系、不同文化的环境,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各自形成了鲜明的个性,由此也给人们带来一种印象:汉藏佛学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佛学体系,缺乏必要的关联性。这使得汉藏佛学研究始终缺少一种整体视野和明晰定位。

  一、汉藏佛学研究的思路

  汉藏佛学是汉传佛学与藏传佛学的统称,是对印度大乘佛学的完整继承和不断开演。汉藏佛学由于分处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语系、不同文化的环境,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各自形成了鲜明的个性,由此也给人们带来一种印象:汉藏佛学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佛学体系,缺乏必要的关联性。这使得汉藏佛学研究始终缺少一种整体视野和明晰定位。全面梳理印度佛教与汉藏佛教的承接过程,对构建汉藏佛学整体性研究框架,促进汉藏佛学深入研究,将能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路。

  二、从分化源头看汉藏佛学的独立性

  一种流行观点认为,藏传佛教是对印度佛教的直接继承,汉传佛教则是对印度佛教的“汉化”。然而考察印度佛教的演变历史则会发现,藏传佛教所承接的实际上是大乘佛教“印度化”后的形态。所谓佛教的“印度化”,是指大乘佛教中期(公元4世纪至8世纪左右)的一次重大转型。在这一时期,印度本土的婆罗门传统蓬勃复兴,新的思想学说不断涌现,以六派哲学为代表的正统派赢得思想界的主导地位,佛教日益丧失了思想先进性,濒于边缘化的境地。在此情势之下,佛教对待印度本土传统的态度,也从过去的否定与疏离逐渐改为随顺与靠近,开始借鉴本土传统中的思想方法构建新的佛学体系。最主要的标志便是因明学方法的广泛接受和熟练运用,其中陈那论师创立新因明学,对印度古因明学进行了重大改革,法称论师把新因明学推向一个新的高度,随理行瑜伽行派由此形成;清辨论师则把因明学引入中观学派,创立了中观自续派。

  这与早期大乘佛教拒斥因明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公元4世纪以前,佛教仅在基础性的戒学与定学方面部分借鉴了印度本土的传统,而在根本性的慧学方面,则对印度本土传统分庭抗礼,对婆罗门教义进行了彻底颠覆,所以佛教本来是“非印度化”的。公元4世纪以后,佛教的思想方法向本土传统靠近,这时才是佛教在印度本土化的真正开端,从此蒙上了浓重的印度化色彩。印度佛教传入藏地之后,很快便取代了当地的落后文化,其“印度化”风格基本保留下来,故藏传佛教可以视为“印度化”佛教的自然延伸。佛教传入汉地以后则经历了另一番本土化过程,主要标志是出现了一批汉地本土的佛学大师(如智顗、善导、道宣、惠能和法藏法师等)以及具有汉地鲜明特色的宗派(如天台宗、净土宗、律宗、禅宗、贤首宗等)。

  从时间上看,佛教历史上最主要的两次本土化——“印度化”与“汉化”几乎同时发生在大乘佛教中期,都是佛教对某种文化环境作出主动适应的结果。

  三、从发展路线看汉藏佛学的互补性

  佛教的本土化并非凭空而成,而是基于佛法的根本精髓。佛教把知识分为现量、比量和圣教量三类。现量的体证是修学佛法的根本目标,而趣入现量的途径,一是基于比量的思辩,二是基于圣教量的信仰。由此,佛教的修学路线可大体分为信仰型与思辩型两类。

  信仰型修学路线是早期大乘佛教的基本特征,注重发挥心的直观感悟能力,具有明显的崇信性、顿悟性、入世性和民众性倾向,这充分体现于《般若经》《维摩经》《法华经》《华严经》《无量寿经》等大乘经典,并为汉传佛教保留下来。后来,新因明学取消了圣教量的独立地位,将其并入现量与比量之中,从此中后期大乘佛教转而以思辩型修学路线为主导,更注重发挥心的逻辑分析能力,具有明显的崇智性、渐修性、遁世性和精英性倾向,充分体现于中后期印度祖师的论著,为藏传佛教继承下来。

  以上两种修学路线促使中期大乘佛教的佛学思想分化为心性论与知识论的两大体系。以公元5世纪新因明创立为分界点,在此之前,心性论是主流;在此之后,知识论则占据上风。心性论在印度日渐式微的同时,在汉地却在迅速传播。

  藏传佛教史上著名的“桑耶僧诤”,可视为思辩型与信仰型修学路线的一次历史性交锋。如今观之,两者实为相辅相成。知识论解决的是成佛的可行性问题,因为成佛必须先消除烦恼障碍,而最主要的烦恼障碍是二种我执,我执来自于对诸法的错误认知——自性见,即心执取外境有自性。思维空性则是破除自性见的根本方法,因此各种知识论问题最终可以汇归于空性。心性论解决的是成佛的必然性问题,障碍去除之后佛性得以显露,因而凡夫能够成佛。如果众生没有本具佛性,那么去除障碍就不能确保成佛。只有确信自身具有佛性,内心才能激发起强大的修行动力。各种心性论问题最终可以汇归于佛性。佛性和空性分别代表了汉藏佛教的根本特质。在理论层面上,佛性是出发的前提,空性是实现的方法;在实践层面上,发心贯彻始终,智慧决定成败。所以,汉藏佛学本来就是一体两面、互为补充。

  四、从思想成果看汉藏佛学的创新性

  佛教认为,万事万物的生灭变化,在究竟意义上是自性空,在一般意义上是缘起有。性空是缘起之体,缘起是性空之相。汉藏佛教在继承印度佛教的基础上,对“缘起性空”的佛法真义作出了新的诠释方式,开展出新的思想境界。

  汉传佛教传统上把诠释性空归入实相论,把诠释缘起归入缘起论。前者的主要代表有三论宗和天台宗,后者的主要代表有唯识宗与贤首宗。其中天台宗的“三谛相即”代表了实相论的发展高峰,华严宗的“法界缘起”代表了缘起论的发展高峰。

  台贤二宗还将实相论与缘起论融会贯通,着重发挥随缘性,这与印度佛学偏重不变性形成了鲜明对比。所谓不变性,就是关于丰富的现实世界如何还原为寂然的真如空性。所谓随缘性,就是关于寂然的真如空性如何表现为丰富的现实世界。印度佛学对随缘性的阐释相对省略,往往一带而过。

  在藏传佛教成立初期,中观学便被确立为根本见地,其重要流派皆为藏地继承下来。宗喀巴大师创立的格鲁派中观思想,博采各家善说,一方面充分继承应成派的中观学说,确立一切法无自性的根本见地,一方面也着力吸收自续派极为重视的因明学理论,把因明理论设为最基础的修学内容,同时还采用瑜伽行中观派的判教思想,按宗义见解的高低把各部各派有次第的排列起来,最终将所有佛法组织为通达无碍的完整体系。中观学经过此次大综合而达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高峰。

  五、对当今汉藏佛学研究的建议

  以上回顾汉藏佛教的演变过程,能够帮助我们深入理解汉藏佛学的独立性、互补性和创新性,也必将为当今汉藏佛学研究提供一些重要启示。为此,提出如下三条建议。

  1、正确看待本土化

  佛法的圆满性和终极性决定其不可能被单一的思维方式或文化模式所局限。佛陀允许佛教徒使用自己的语言宣扬佛法,也许正是看到了语言文字、思维方式与文化背景的片面性。所以,本土化实际上是对佛教思想的充实和丰富,有益于佛教的长远发展。这一点在佛教进入全球化传播的今天,更显示出重要的现实意义。

  2、实现汉藏交流融合

  汉藏佛学互为借鉴,在对比中有助于更全面的认识自身传统的价值。

  时至今日,汉藏佛学进行广泛深入的对话交流越来越有必要。当今世界正处于思想文化大交流、大交融、大交锋的重要时期,汉藏佛学的对话与融合是大势所趋,时代使然。要想实现这一点,就有必要基于佛教整体性的宽广视野和严谨性的教理基础,对汉藏佛学作出新的判释和解读。

  3、推动佛学思想创新

  佛学思想总是在顺应时代因缘、响应时代要求中不断前进。汉藏佛学研究应当不仅仅是研究历史中的佛学思想,更重要的是提出适应时代的佛学新理论、新成果,推进当代佛学思想的创新。为此,既要保持发扬自身的传统优势,又要善于吸取其他思想的丰富营养。一种思想往往是通过借鉴对立面中的积极因素,经过正反合的辩证循环而攀登上新的高度。

  • 责任编辑:胡月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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