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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文学:家在敦煌

  唉,没办法,实在是拿你没办法!

  这是第三趟了吧?还到过我参加文物会议和全国政协会议的合肥、北京——哦,自费,还是自费!要是再不网开一面,看来是说不过去了。可都这把年纪啦,又都是些往年老账的陈芝麻烂谷子,还有啥好说的呢?

  对。我得过的什么奖励、荣誉啦,应该说不老少;国家给的待遇,也很优厚:像什么“全国边陲优秀儿女”奖,什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全国三八红旗手”和国务院授予的“全国先进工作者”等称号,又入围过《人物》杂志“2004年度最深刻影响中国的文化人物”、“第七届中国十大女杰”和“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具影响的劳动模范”,还是党的十三大代表和第八、九、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最让我激动不已的,是荣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的“双百人物”。当我佩戴着硕大的奖章,与杨利伟、钟南山等同志,肩左臂右地排成一行,接受胡锦涛等九位中央常委的一一握手和亲切慰问时,还顿然发蒙、恍若梦中:雷锋、焦裕禄、蒋筑英和彭加木等许多“感动中国人物”,都为国家献出了生命,是灿若列星、名播华夏的英雄,更不用说那些为新中国的成立而牺牲的先烈了。现如今,自己,竟站在了他们的行列中!可是,静下心来想一想,细细地想一想,就如梦方醒了:这,不是就表明,自己多么多么能耐,多么多么了不起。不是那么回事儿!说到底,不过是兔子跟着月亮走——沾光,沾了敦煌的光。

  不,不是自谦。一点儿都不是!有个情况,最能说明问题了。啥情况呢?——这样说来,你,不嫌啰唆吧?那就好,那就好!那我就想哪儿说哪儿地胡乱 “揪片子”啦。

  这些年来,我到一些国家和地区参加学术活动时,每每会是这样的情形:说我来自中国甘肃,似乎都没啥感觉,可一说是来自敦煌,那掌声,就哗地起来了,特别热烈。宣读完论文,就更热烈了。起先,还有些飘飘然,以为自己的论文,多少还像回事儿。后来才明白,那掌声,那潮水般的掌声,冲的,不是自己,也不是什么论文,而是敦煌。那歌儿,是咋唱的唻? “掌声……掌声响起来……”对,对!

  掌声响起来,

  我心中明白,

  你的爱,

  与我同在 …… 

  只要把“与我”的“我”,换成“敦煌”,就再恰切不过啦。还不光是掌声。在泰国清迈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时,笃佛的泰国皇室,更以礼佛的双膝跪拜,迎接我这个来自佛祖“精舍”的“飞天”。而“第33届国际东方学会”,在加拿大多伦多市召开时,由于诸事缠身,我不光没能出席会议,提交的论文,也没能按时寄到。在这种情况下,组委会竟破例给予了特殊关照:辑结论文集时,“必须放进去!”其实,我这两次的论文:《敦煌莫高窟的开放与对策》和《敦煌莫高窟的保护、维修及将来的计划》,应该说,写得都不好。方家一眼就能看出,纯属应景之作。不光选题,研究和写作,也做得很不到位,根本没拿出应有的功夫打磨,好好打磨,光是一个事情接着一个事情地瞎忙啦。没完没了地瞎忙!

  是的,季羡林先生是说过这话,说我的“瞎忙,功德无量”。在他“北大”朗润园的家里,说的。

  对。应该说,评价,是挺高的。不少人也许会像你一样觉得,能得到这样的赞许,也不是很容易。季先生,是享誉海内外的学界泰斗和国学、东方学大师。在其生前的〇三到〇八年的六年间,温家宝总理,就五次探望,每次都以谦恭的弟子之礼,对老人家表示了崇高的敬意和爱戴。可我觉得,老人家说我的时候,应该不是以大师的身份——至少应该不全是吧,而是以母校师长、抑或“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的身份,对我这个好歹在为敦煌做事的学生、晚辈,以宽慰和鞭策,也透露出老人家对敦煌的熟稔和厚爱。长期以来,尽管他身在京城,却心系敦煌,70多岁的高龄时,还来这里勘察。他不光在国内外敦煌学研究的组织、推动方面,功勋卓著,为我们做的许多事情,也不是随便什么人想做,就能做成的。

  建院50周年庆典筹备时,我们对窟前人工林的几棵病死老树,进行了砍伐清理。这,本来是正常事务。北京一家报纸,却以《世界文化遗产敦煌面临灭顶之灾》为题,进行了渲染性报道,说我们“砍光了窟区所有的古树……”这就不得了啦:日、美等国的有关机构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相继追问;甘肃省委的主要负责同志和一位中央领导,也先后过问;海内外媒体,更是死命跟风……我们越解释,越被认为是“遮丑”、“捂盖子”,弄得我们惶惶不可终日。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我电话叨扰季先生。老人家一口答应,并火速在京召开了专家会,吁请专家联名担保,更以他自己的“身家性命”,带头在担保书上,重重签下“季羡林”,硬是促成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门派员,来勘查、核实。那些横眉立目的老外们,在横七八落地瞅猴了一遍又一遍之后,终于笑眯滋儿地让我们舒了口大气:“OK!这里,什么事情也没发生。回到巴黎,我们就向‘教科文’和全世界——澄清!”

  莫高窟北区发掘时,从464窟的侧室,发现了两件奇特的文献,没人能认。经多方咨询,都说是吐火罗文。我们觉得不踏实,就捧给了季先生。老人家以精通多种语言的深厚功底,出言如山地断定:“不是吐火罗文,而是梵文。字母,是婆罗迷字母,流行于新疆一带。至于内容,由于只有断片,尚不敢断定。大体上看,似是佛经。”

  还有一件事儿,就更值得一提,更值得大书特书了。啥事儿呢?就是对敦煌的整体把握和定位。从很早、很早的时候起,说到敦煌,大都这样表述: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明珠,是举世无双的“中古百科全书”和“世界艺术画廊”。它拥有公元五世纪到十四世纪的492个洞窟、2415身彩塑、45000多平米的壁画和形制罕见的唐宋窟檐木构建筑,尤其是藏经洞保存的5万件之多的经卷、文书、织绣、绢画和法器等文物,几乎涵涉了中古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有的甚至说得更琐碎、更繁缛:什么敦煌文献中,有最早的纸,最早的书,最早的火枪、马具、棋经、乐谱、星象图和舞台演出图等等。这些说法,当然没啥不对,也没啥不好,可就是让人觉得不够味儿、不给劲儿。想僭越这个套路的,数不胜数,却都没能找到下嘴的牙口儿。就像一个别有洞天的景致,多少人看了都觉得好,也都说好,可究竟好在哪儿,又都嗙不出个所以然。这,兴许就是陶潜说的“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吧。就在这种莫衷一是的踟躇、徘徊中,季先生的论断,犹如武帝的汗血马,横空出世——

  “世界文化体系中,敦煌是一个极其独特的文化存在。它将(世界仅有的四大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中国文化、伊斯兰文化和希腊文化集于一身,并且以十分鲜明生动的形象,融会贯通地表达出来。这在世界文化交流中,是独一无二的。”

  (《红旗》杂志1986年第3期)

  高屋建瓴,真真的高屋建瓴啊!

  几十年下来,这一论断,不光被超越国别、超越流派地认可、推崇,“放之四海而皆准”,我甚至敢说,它,不光是空前的,也应该是——绝后的。而它对敦煌地位的提升幅度,乃至对当地旅游经济的拉动效应,就难以估算了。单单是这一功绩,老人家获得“敦煌保护研究特殊贡献奖”,也是众望所归,理所当然。那天,我就是去请他出席颁奖会的。记得当时,响晴丽日,碧空如洗。而老人家的心情,像是比天气还好,老远就高门亮嗓地招呼:

  “你来啦,快请坐!”

  香茶刚给沏好,还没能抿一口,又忙不迭地要我跟他去朗润湖边,赏其得意之作——“季荷”。精神矍铄的老人家,边走边如数家珍地叨叨,他怎样把朋友捎来的洪湖莲子,费老劲地敲破、投进池塘;怎样三番五次地打量,又老不见动静,以致彻底失望;直到第三年和第四年,“才露尖尖角”的小荷,才冒出水面,蔓延成“无穷碧”的接天莲叶,又开出“别样红”的映日荷花……

  “喏,那朵,刚开出来!那朵,还有那朵……”

老人家美滋滋地指点着、数答着。我随之看去,只见红艳耀目的荷花,竞放吐蕊,玉立亭亭;青盘滚珠的荷叶,满塘铺遍,密密层层;而垂丝的细柳,正轻轻摇曳;柔润的清香,也随风徐来……连我这个不会赏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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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责任编辑:文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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