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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利芬:倔强本真的现实书写

  文/姚利芬

  二零一三年年初,已是知天命之年的贾平凹推出四十万字长篇新作《带灯》,小说讲述了女大学生萤在樱镇镇政府综合治理办公室的“维稳”生活,以一个基层女干部的视角,为读者描绘出一批乡村干部与基层百姓的人生百态,是《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新时期书写。

  小说的女主人公原名为萤,因为不满“腐草化萤”的说法,后改名为“带灯”。贾平凹以现实主义笔法描画了当下中国乡村百姓生活的现实状态,乡村纠纷、农民上访、旱灾水灾、徵地搬迁、招商引资、农民工硅肺病等问题层出不穷,带灯心力交瘁,但仍然恪尽职守。“带灯”这一名字无疑喻指希望,是作者乌托邦理想的映射。贾平凹一直钟情于面向现实的乡土叙事,真诚地呈现出中国文化下的世情、民情,“淡淡的文字浸渗浓浓的药力”。

  现实主义思潮始自上个世纪“五四”时期,以鲁迅和茅盾为首的文学研究会宣导“为人生、并且改良这人生”的现实主义。步入一九八○年代后的文坛经歷了伤痕、反思、改革、寻根、先锋文学的潮起潮落,但现实主义似乎更接中国大语境的地气,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以顽强的姿态在文坛潜滋发华。九○年代初的新写实小说以零度叙事的手法再现原生态市民生活,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饱涨的宏大歷史叙事隐去,“小人物”的小叙事登台。九○年代中期,文坛再掀“现实主义冲击波”,波及影视,诱发反腐文学热潮。

  应当说,现实主义一直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劲旅,以近几年的小说创作为例。曾以先锋文学写作起家的格非自二○○四年起先后推出乌托邦三部曲,《人面桃花》、《山河入梦》和《春尽江南》,以史诗小说的力笔纳入了中国近一百年来的巨变与知识分子精神史的绵延,三部曲以“向外转”的现实主义写作姿态入笔,行文秉承格非一贯的优雅、坚韧与深刻,如果说前两部小说是回溯性的书写,二○一一年格非推出的第三部小说《春尽江南》则是“站在地上写作的”(格非语),其内容意旨直切当下,算是一部较规矩的现实主义作品,“地气”味十足:拆迁、教育、婆媳间隙等不一而足,又像一部杂糅了歷史、现实及寓言意识的作品。格非曾说自己创作中最大的变化和收穫,是能正面地切入现实。格非写“江南三部曲”的创作基调应当是渐趋沉重的,“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的传统诗境退隐,没有了风情水脉,有的是“春尽江南”。如小说中对城市环境的描写,野蛮的工业化发展给鹤浦这座江南小城带来的是“荒草丛生的滩涂,乌黑发亮、臭气逼人的古运河,以及河中噼波斩浪的船隻”,而鹤浦是数万个类似城市境况的缩影。描写现实但不局囿现实,格非欲借三个长篇小说表达自己的乌托邦理想,《春尽江南》里写了一位诗人,作者藉此达成某种缓解,安慰和超越。格非二○一二年的中篇小说《隐身衣》是在“江南三部曲”后继续实现他“描写现实、超越现实”文学理想的作品。无独有偶,旅美作家严歌苓二○一二年推出的长篇小说《补玉山居》也在描写现实的基础上表达了具有超越性乌托邦情绪,被读者誉为她的小说中最贴近当下社会现状的一部。小说借一个名为“补玉山居”的客栈为立脚点,三教九流,各式人物走马灯式的登场,上演了一齣又一齣的人生与情感的好戏。“补玉山居”作为一个山村客栈,远离喧嚣都市,彷彿一个释压所,一个心灵上的世外桃源,人们可以在此做短暂的逸出和逃离,原本身份带来的残酷压力也被暂且抛置,这种抛置利于还原人本的身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补玉山居是乌托邦喻徵。然而,城市触角无所不及的延伸在慢慢侵吞这个相对的乌托邦式的山居,小说末尾写了红绿相间的游乐场,仿法式,仿西班牙式的楼房,以及河面上打捞不完的垃圾充斥荋蕈g山清水秀的山村。

  不管是书写乡村中国的贾平凹,或是曾以先锋派著称的格非,以及旅居海外,擅写人性蜕变和纠缠的严歌苓,均在近年的写作中表达了对现实世界超出以往的热情。诸如对生态环境的关注,中共十八大报告将生态文明建设放在了一个突出的地位,时代的呼声必然体现在文学创作上。我们面临的挑战和问题还很多,从这个意义上讲,作家对现实的刻画与乌托邦情怀的表述,是使命,更是责任。

  • 责任编辑:唐一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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