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荻秋:有意见跪着提

2013-05-06 13:53:19  来源:大公网

  文/卢荻秋

  中国历史上的谏诤制度诞生出青史留名的两种人:一是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谏臣,二是虚怀若谷、善于纳谏的皇帝。现代一些专家因此认为,自由言说并非西方独有,中国歷史上也是有荍撋传统的。其实不然。上述两种人之所以流芳百世,正是因为他们属于极端现象,寥若晨星,而谏诤制度的寻常状态则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且看南朝梁武帝时的一个例子。

  梁武帝萧衍(公元四六四年─五四九年)是南朝在位时间最久的皇帝,总共四十八年。能执政这么长时间,足见是有些雄才大略的。不过,歷史证明,所有天纵英豪的皇帝,到了晚年几乎无一例外都变得昏聩、荒诞、暴戾起来,所以领导干部终身制实在是要不得的。梁武帝也不可能摆脱这一歷史的魔咒。从公元五二○年开始,做了十八年皇帝的他有了新的嗜好─出家当和尚玩。这一玩不要紧,上瘾了,一次次脱下帝袍换上僧衣,躲到庙里当和尚,逼得大臣们一趟趟地往庙里大把大把送钱,才算是将“皇帝菩萨”赎回。一来二去,不仅朝政荒废了,善于钻天觅缝的朱异等佞臣也乘机掌了权,直至弄得朝政昏暗、腐败横行、民不聊生。

  公元五四五年,散骑常侍贺琛忍不住站了出来,写了一封意见书,讲了四件事:其一,州郡县乡层层徵敛盘剥,“百姓不能堪命,各事流移”,以致“天下户口减落”;其二,官员贪腐残暴,“罕有廉白者”,社会上“风俗侈靡”、“相竞夸豪”,应该崇尚简朴、整肃吏治;其三,官场上充斥茪~识短浅和气量狭窄的小人,他们“诡竞求进”,靠不正当手段向上爬,应该公平公正地选人用人;其四,当今天下没有战事,但国库用度却“目不暇给”,应制止铺张浪费,削减政府财政支出,与民休息。(《梁书.贺琛传》)

  贺琛的这四条意见深切时弊,开出的方子也算是有的放矢。话虽然说得有点尖锐,但句句在理,是为公司好,所以,作为谏诤的对象,萧老闆似乎应该予以积极回应。这样一来,则可以顺理成章地成就又一个谏诤佳话。

  不过,接下来的事态却变得急转直下。梁武帝看到贺琛的意见书后“大怒,召主书于前,口授敕责琛”:你贺琛说的看似头头是道,却没有给出证据来,谁贪了?谁横暴了?谁是小人?谁在斗富?哪一级政府机构盖的楼堂馆所是不需要的?应该指名道姓、有理有据地说出来,朝廷自然会一一处理。你如此这般概而论之,那就是欺骗政府,就是削弱政府权威,就是别有用心!

  末了,萧老闆又别有深意地说,如果你的意见是针对我的,那么我声明“我无此事”。不是吗?朝廷宴会早就不杀牲,改为素餐制了;礼佛所费也不过是园中所产,一瓜一菜而已;我都三十多年不沾房事了,居处不过一床之地,雕饰之物不入于宫;我每天天不亮就上班,一天只吃一顿饭,过去我腰围很粗,看现在都瘦成啥样了?只剩两尺多!不信的话,我把以前的裤腰带拿给你看!

  梁武帝的这番话说得貌似有理,实则不堪一驳。贺琛只是在谈论时势,而不是举报某个具体案情,当然用不荋ㄗ悀@箩筐证据了。可梁武帝是老闆,硬是要把这个当成短处来抓,贺琛又能怎么办?何况老闆还善于联想,有意把他的意见的矛头指向了自己,贺琛就更不敢辩驳了。所以,读了萧老闆的“答辩书”后,贺琛“但谢过而已,不敢復有指斥。”就这样,我们都很乐于见到的又一则谏诤佳话很遗憾地流产了。

  贺琛上书是中国古代谏诤制度下的一个普通案例,不过正因为它普通,所以才确切地反映出谏诤制度的常态。由此,我们很轻易地看出了谏诤制度与言论自由的本质区别。言论自由的本质是双方均为独立主体,拥有对等的表达权利,且没有权力和能力对彼此的言论进行干预、左右乃至钳制、扼杀。也因此,言论自由往往呈现出的是不同利益诉求的充分表达,是不同观点意见的公开交锋,是话锋轮番碰撞后的不断深入,更是意见和利益博弈后的理性妥协。

  谏诤则不然。谏诤制度下,进言与纳谏的主体从社会地位到权力大小乃至人格尊严,完全是不平等的。所谓“有意见跪荋ㄐv、“三谏不从则逃之”,它有时候是插科打诨的隐晦劝告,有时候是说也白说的顺其自然,有时候是仰人鼻息的卑微乞求,有时候是孤注一掷的意见爆发。而不论何种谏诤方式,都因为在上者拥有裁定一切的绝对权威,故往往只需一个回合便立见分晓,很难形成你来我往、深入沟通以达成妥协和共识的局面。

  我想,中国歷代封建王朝之所以总是摆脱不了“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周期律,有谏诤却无言论自由大约正是根源之一。

责任编辑: 唐一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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