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万家烟火

最忆是杭州 张莹 摄

  文|张莹

  父亲一生印象最深的事,是抗日战争期间,全家的逃难。那是一九三七年夏天,淞沪会战爆发,大批贴着膏药旗的日军飞机,气势汹汹地向杭州城扑来,炸弹如雨点般呼啸着落下,瞬间燃起一片片熊熊火海。

  之后两个多月,轰炸逐日增多。全家人躲进近郊山区白龙潭的一条深沟,两边长满高大茅草。这里风景秀丽,每逢春天,杜鹃花漫山遍野,真是踏青好去处。此时,没有鸟语,也没有花香,只有从远处传来的,此起彼伏的爆炸声,小妹婉珍吓得大哭起来。

  城里不能再住下去了!城站火车站几乎尽付一炬,仅剩下水泥钢骨的墙垣,大楼时锺震毁了,指针可怜兮兮地耷拉着;民房有的被焚毁,有的门窗板壁被震落,有的遭敌机机枪扫射,瓦片飞溅四落,房屋横七竖八地倾斜着。

  曾祖母是这个家的主心骨。生死关头,她表现出非凡勇气,决定全家分两路逃难,自己带走三个年幼孙辈。她裹着一双小足,走路却快似旋风,长裙被风涨得鼓起来,好似一把撑开的布伞。临出家门,她不禁叹了一口气,何时才能重返家园?

  “吃不饱”早在门口等着了。他是车行最好的车夫,五大三粗的壮汉,一顿恨不能吃下十几斤,力气大得惊人。人们不记得他的名字,只管他叫“吃不饱”。曾祖母上了黄包车,怀中抱着不满周岁的圆儿,长孙阿龙坐在身旁,孙女婉珍放在脚边,一声“快走”,黄包车像一支离弦的箭,穿过清河坊的石板路,向乡下飞奔而去。

  人逢乱世,曾祖母深感肩头的重任。她想起,幼年丧母,父亲再娶,有个弟弟阿相摇乌篷船为生;她想起,中年丧夫,一路扶亡夫灵柩回绍兴安葬;她想起,绣本堂焚毁,自己重振旗鼓,投资开办车行,成为拥有八十辆黄包车的大车主,人称“包头奶奶”,享誉河坊街一带。

  三个女儿出嫁后,曾祖母又张罗着给独子娶媳妇。戊辰年隆冬,天气格外寒冷,长孙呱呱坠地,冻得口吐白沫,她解开棉袄衣襟,把孩子搂在自己温暖的怀里。她怀抱着长孙,彷佛怀抱未来的希望。

  很快,黄包车淹没在逃难人流中。十一月,日军在杭州湾登陆,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大批难民涌入杭州,渡江船只不够,又因故沉没了一只。危急关头,十七日,钱塘江大桥通车,人群如潮水一般涌来,当天就有十多万人!这俨然是一座救命桥啊。人们做梦也想不到,脚下埋着炸药引线。

  十二月二十三日下午,“轰隆”一声巨响,伴随着烟尘,钱塘江大桥奉命炸毁。杭州沦陷了!全家人在乡下躲避一阵子,才听说日寇一路烧杀奸淫,大火从南星桥烧到闸口,烈焰冲天,浓烟滚滚,足足焚烧两个昼夜;街头巷尾、房前屋后,倒伏着血肉模糊的尸体,伪组织“维持会”派出掩埋队,忙了一个多月,才把死尸清理掉。

  日军还沿着钱塘江播撒细菌,飞机一天要来回好几次,造成萧山地区瘟疫爆发。直到一九四○年春天,隔江对峙的状态才打破。日寇攻占钱塘江南岸,对郊区频繁“扫荡”与“清乡”,一家人不得已返回杭州。

  祖母抓了把锅灰抹在脸上,用头巾包住黑发,换上一件破烂衣服,手里拄着一根拐棍,打扮成一个脏老婆子,提心吊胆地进了城。日本兵要“花姑娘”,如果白天让他们看到某家门口有女人,晚上就摸上门来了,不开门,就打墙洞闯入。

  吴山脚下清河坊,商贾云集,人店兴旺,真是一块生财聚宝之地。繁华热闹的街市一直往东延伸,至望江门与清泰门之间。百年老店一家挨着一家,有胡庆余堂、王星记、张小泉、孔凤春、万隆火腿庄,掰着指头也数不清。

  昔日繁华不再,清河坊呈现出一片萧瑟景象。我家车行已被洗劫一空,满地狼藉。遭劫的何止一家?许多丝厂的机器被拆卸,杭州绸业抵押银行的大批绸缎被劫夺,方裕与南北货店的几千只火腿被抢劫,连胡庆余堂、种德堂圈养的数百只关鹿,都成了日本兵的腹中美餐。

  车行倒闭了,幸好房屋还在。逃难前,曾祖母埋在柴堆里的一只万隆火腿,几乎被老鼠啃了个精光。全家只有六谷(玉米)糊吃,有时是杂粮饭。一次,小婉珍把碗里的菜叶子用筷子扒拉掉,曾祖母着了急:不吃怎麽行呢?马路上每天都有饿死的人!

  上哪儿给孩子弄大米?大米、面粉都受日军控制,是军用品!六谷糊、杂粮饭是皇军“恩赐”,吃了上顿,不知下顿在哪里。物价飞涨,老百姓手里捏着的“钞票”,唯有日军发放的军票与中储券,比一堆草纸还不如。食米价格从三百元一石,狂涨到一百五十万元!有米价,而无米可售。

  抗战爆发时,父亲阿龙只有八岁。他酷爱读书,古诗词琅琅上口:“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他不明白,为什麽要打仗?

  他忆起,祖母每晚收工回家,总要啜上几口黄酒,就几碟小菜;母亲则坐在一旁,仔细地包?铜钱;他忆起,夏日傍晚,母亲给孩子们洗完澡,一个个抱上竹榻乘凉;他忆起,光身一个猛子扎进西湖,玩到太阳落山,父亲唤他回家吃饭。往日美好时光哪里去了?

  苏堤犹如一条锦带,如烟垂柳,婀娜地随风摇曳。如今,“一株杨柳一株桃”的美景哪里去了?为什麽改种樱花?山上的树木砍光了,光秃秃的。吴山顶上建起日军炮台,湖滨架起六门高射炮,城门口与路口堆着砂袋,拉着铁丝网,或构筑着碉堡,有端着刺刀的日军把守。这哪里是人间天堂?

  人人胸前挂上一块白布条,上面墨写“良民证”三个字,加盖“维持会”红印泥方章。只有胸前挂着“良民证”,才是太阳旗下的“顺民”,免被立即“格杀勿论”。一次过关口,见到把守的日本兵,父亲没有弯腰鞠躬,结果挨了一记响亮的耳光。

  每天清晨,“咔嚓”声从家门口传来,彷佛铁锤敲打父亲的头颅,那是日军宪兵长官皮靴踩地的声响。他的住处离我家不远,是一栋两层青砖瓦房,镶嵌?彩色玻璃。此人戴着金丝边眼镜,看上去文质彬彬,娶杭州美女为妻,其实是一个魔鬼,被他抓进去的中国人,多数被酷刑折磨致死,极少能活?出来。

  孩子们被迫就读日伪学校。教材中,有关民族意识与国家观念的内容,触犯皇军大忌,必须悉数删去。按校规,男孩子穿短裤,女孩子穿短裙,大雪天也不例外。

  小学五年级时,日语是必修课,老师由伪教育厅指派。父亲不愿意学,骂老师是汉奸,念日语故意走调:“滑得过去滑,滑不过去要摔死!”妙的是,“摔死”用杭州话发音,别有一番辛辣的讥讽味道。引起全班同学大笑,个个东倒西歪。

  小妹婉珍染上伤寒,不久便死了。说是病死,不如说是饿死。几块薄木板,钉成一口小棺材,做大哥的把小妹抬出去,葬在离家不远的柳浪闻莺。杭州城谁家死了孩子,都埋在那儿。婉珍,这个九岁小女孩的灵魂,与西湖山水融为一体。她没能看到抗战胜利的那一天。

  从河坊街拾阶而上,登临吴山顶峰,西瞰西湖似一泓清池,波平如镜;东眺钱塘江如一条素色丝带,蜿蜒于青山平原之间。杭州城恰在江湖相夹之处,屋宇鳞次,充满生机。这“八百里湖山,十万家烟火”的壮美景象,令我心潮澎湃,耳边响起父亲生前话语:没有国,哪有家?爱国,也是爱家。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家国情怀!

责任编辑:吴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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