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仁杰:“文件代法”恶例

2013-03-04 09:15  来源:大公网

  文\余仁杰

  “文革”一开始就“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全国人大通过的宪法及仅有的几部法律法规,统统被废弃,全国陷入一片混乱和“红色恐怖”之中。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颁布了一个红头文件∶《关於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因其内容只有六条,故被简称为“公安六条”。尽管它不是由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但在整个“文革”中却比法律还法律,具有强制性的约束力和极大的震慑力。全国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制造的冤假错案,多源自这六条,据统计,光被批斗的就有三千万人,直接被害死的有五十多万人,开了违宪的以“文件代法”的恶例。它的主要责任人是当时公安部长谢富治。

  “公安六条”最严厉的是第二条和第四条。第二条是惩治“思想犯”∶凡是“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在贯彻执行中这一条又被扩展到适用於江青等“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第四条将地、富、反、坏、右、劳教和刑满人员、有过历史污点的人员及其家属等二十一种人,都列为专政对象,为乱打、乱斗、乱杀大开方便之门。

  本文的标题就根据上述第二条。大家都知道,在一九七○年八月二十三日至九月六日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针对林彪的阴谋,毛泽东公开批驳了林彪的“天才论”、“一句顶一万句”等,进而采用一些必要手段去防范他的“亲密战友”。当时离林彪“九.一三”叛逃还有一年多时间,林彪仍是中共中央副主席,那麽如果按上述第二条,毛泽东岂非也有“现行反革命行为”?真是荒唐!

  笔者完全赞同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律系崔敏教授的研究结论∶“公安六条”是非法之法、专制之法、荒唐恶法。它所造成的严重危害,证实了“无法必然乱国”、“恶法为祸更烈”的至理名言。

  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执政党与政府的文件本身,也都不得超越宪法和法律。“公安六条”却以文件代法,当然是非法;更何况它的内容是专制且荒唐,没有科学与法理可言。今天我们不仅要“科学立法”,而且要强调合法的立法程序,即任何法律都要通过人大这一立法机构,“拓展人民有序参与立法途径”。再也不要出现类似“公安六条”那样以文件代法的荒唐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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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李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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