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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作壤土细流之献:王芸生与共产党的交往

王芸生是我国老一辈新闻工作者,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曾任《大公报》总编辑;解放后,历任第一届政协会议代表,第二、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及中国日本友好协会副会长等职。
   王芸生(1901-1980年)是我国老一辈新闻工作者,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曾任《大公报》总编辑;解放后,历任第一届政协会议代表,第二、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及中国日本友好协会副会长等职。全国解放前夕,他应毛泽东主席之邀,从国统区秘密来到解放区,利用《大公报》这一舆论阵地为配合全国解放做了有力的宣传。作为一个自诩“清高”的老报人,之所以能够接受共产党的主张,投身于人民解放的洪流,是与中共老一辈革命家成功开展统战工作分不开的。那么,中共为什么要把《大公报》作为争取的对象呢?

  《大公报》创办于1902年,到抗战时期已颇有影响。《大公报》是一份民族资本投资,以“文人论政、文章报国”为特征的报纸。为了体现独立办报的公允性,报社内有“四不”的社训,即“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因而其言论颇具锋芒,也导致“笔墨官司”不断,不仅国民党高层不敢小视它,就是中共高层也对该报极为关注。1935年7范长江撰写的长篇通讯《动荡中的西北大局》,报道了西安事迹的真相以及中国共产党为实现西安事迹和平解决所作的努力,传达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第一次正面报道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一种政治力量的客观存在。恰在同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开幕,蒋介石却不敢说出西安事迹的真相,当他读到范的这篇通讯后十分不满,把当时《大公报》的总编辑张季鸾叫到公馆严厉训斥一番。

  正因《大公报》同仁敢于仗义执言,1941年9月6日张季鸾病逝后,毛主席特发唁电:“季鸾先生在国民参政会会内会外,坚持团结抗战,功在国家。”周恩来亦唁电称张为“文坛巨擘,报界宗师”。

  张季鸾逝世后,继任者王芸生仍奉行其办报主张。1944年夏,他派记者孔昭恺参加中外记者团到延安采访,并于1944年7月29日至8月6日连载了孔撰写的长篇通讯《西北纪行》,客观报道延安的情况,王芸生还为此特别撰写了题为《延安视察的感想》的社评。据孔昭恺生前回忆:“毛主席在边区政府大礼堂举行宴会欢迎中外记者团。延安很多领导人都参加了。入座之前,毛主席让我坐在首席,我当然不肯,一再谦逊不敢上座。毛主席坚持要我上座,才心里非常不安地坐下了。毛主席举杯对我说:‘只有你们《大公报》拿我们共产党当人。’我想起自30年代初期,国民党即令各报刊称共产党为‘匪’,而《大公报》没有照办。这件事毛主席记得很清楚。”

  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成功的经验时,把统一战线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三大法宝之一。中国共产党人正是成功地运用了统一战线这一法宝,团结了各族各界人士,争取到了大多数人的同情和支持,才取得了革命的成功。1945年秋“重庆谈判”期间,毛主席和中共其他领导人利用在国统区公开亮相的机会,广泛接触社会各阶层有代表性的人士,成功地开展了统战工作。其间,毛主席两次邀请王芸生到红岩新村倾心交谈,澄清了王的许多模糊认识。毛主席还应邀到《大公报》社作客,为报社职工写了“为人民服务”的题词。周恩来也专程到王芸生私宅拜访,交流对国是的看法,并特别赠送了延安生产的土特产品。中共领导频繁与《大公报》接触,颇引人注目。当时,王芸生深为毛主席的安全担心,曾献“三十六计走为上”之策,其焦虑之情,给毛主席留下了深刻印象。从此,毛主席更加关注《大公报》的言论,对其精辟的论述表示赞赏。1947年2月1日,毛主席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还专门提到:“连《大公报》的王芸生都写文章讲中国只有三个前途,政治协商、南北朝或十月革命,就是没有美蒋统一中国的前途。”

  对于《大公报》这样一份敢于对国民党说“不”的报纸,中共领导人不仅长期不懈地做报社上层领导的工作,而且还指示报社内的中共地下党员一定要利用这一阵地,开展宣传民众的工作。例如范长江采访毛主席后,曾要求留在延安,但毛主席劝他立即回上海,继续在《大公报》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果不其然,范长江的一篇《动荡中的西北大局》,轰动了国统区。后来范长江离开《大公报》,到中共领导的新闻社工作。为此,周恩来十分惋惜,他对前去请示工作的《大公报》记者徐盈(中共地下党员)说:“范长江离开《大公报》,看来已经不能挽回了,希望你们继续安心在《大公报》工作,用好这个舆论阵地。”在《大公报》社内有不少中共地下党员,王芸生等报社领导对此虽有所察觉,但因他们都是业务骨干,所以从不过问,而对国民党员却是一个也不要。

  1948年10月下旬,担任《大公报》总编辑的王芸生在上海接到中共地下党转达的毛泽东的邀请,要他尽快离开上海到香港候船,以全国新闻工作者代表的身份赴北平参加新政协会议。

  王芸生接受邀请后,特地把报社驻南京办事处主任孔昭恺叫回上海,主持编辑部工作,等待上海解放。王芸生的长女王芝芙回忆说:“1948年10月底的一天,母亲忽然通知我们兄妹晚上都必须回家,我心想一定是有重要事情商量。果真不出我之所料,父亲向我们宣布:几天后将同母亲一起带着小妹妹到台湾休假。当时正值政治空气十分紧张之际,我不相信父亲会有这般闲情逸致,心想也许是出去避风。父亲发现了我的疑虑,即解释说:‘这些日子非常疲劳,身体感到不适,需要出去散散心。’那时,我已意识到此举定有文章,既然父亲不肯说,就是不便告诉我们。父亲只含糊其词地说,少则几天,多则几个月一定回来,要我们安心读书,并把我们托付给了孔昭恺先生。”

  为掩人耳目,王芸生对外界假称休假,于11月5日到达台湾,8日转到香港。当年《大公报》驻台湾办事处主任吕德润回忆说:“1948年10月底,我在台北忽接芸生先生从上海写来的亲笔但不具名的信,言某日将乘飞机抵台,望接机,勿对人言,勿使人知。届时我接他下飞机,通过在台湾航空公司工作的朋友的协助,绕过出入口,离开机场后乘车直奔郊区一家招待所。他对我说,国民党大势已去,《大公报》绝不陪葬,今后将跟共产党走,香港《大公报》将彻底改变言论方针。他让我立即陪他去香港,以免中途出事无人知晓。因为当时上海国民党政府头目汤恩伯等正实行白色恐怖,滥肆捕杀学生和进步人士。他如从沪直接飞港怕被扣留,绕道台湾,如被查问,就说来此视察办事处的工作。他一再叮嘱买机票时,不要用他的名字,以免上海军警追踪而至。于是我又托人以上海大公报台北办事处主任吕某某并携随员一名(无姓名)的名义购得机票两张。取票后立即登机。在机上,我俩都很紧张,直到飞机降落在香港启德机场,下机后在出口处看到费彝民、杨历樵、李侠文、严任先等港馆老同事正在向我们招手迎接,这时我的那位无名氏‘随员’才面露笑容,我这个办事处主任便成了‘随员’的随员了。”

  • 责任编辑:陈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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