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牛济（陕西省社科院研究员）：毛泽东在接见《大公报》的一个记者叫孔昭凯的时候说，只有你们《大公报》把我们共产党当人。
凤凰卫视2012年4月7日《我的中国心》，以下为文字实录：
曾子墨：美国报业大王普利策说，假使国家是一艘船，新闻记者就是站在船头的瞭望者，他要注意来往的船只，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并及时发出警告，在中华民族处于最危险的时刻张季鸾的如椽大笔，如暗夜中的明灯指引着国人前行的方向，他的老搭档胡政之说，张季鸾是“文人论政”的典型，他一生的文章议论就是这一时代的“活历史”。
解说：1928年7月1日的郑州火车站，在迎接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北上的军人行列中，一个身穿竹布长衫头发花白的男子格外引人注目，他就是《大公报》的总编辑张季鸾。作为关注时政一份大报，《大公报》不能无视国家统一这一重大事件的发生，需要记录被历史选中的蒋介石。在多年好友国民党要员陈布雷、张群等人的引见下，张季鸾第一次见到了一年前被他痛骂过的蒋介石。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蒋介石不计前嫌，两人“悦然面晤”交谈甚欢。
刘宪阁（历史学博士教授）：（蒋介石）之所以会这样重视张季鸾和《大公报》一方面是基于北方，当时在他政治格局中的一个考量，需要重视北方的报纸。另一个也是因为中间有像陈布雷，张季鸾好友陈布雷在居间的一个调停，或者这样一个缓冲作用。
解说：据说，从见面的第一天起，蒋介石便尊称张季鸾为“先生”，此后十余年从未改变，而更令张季鸾心动的则是蒋公的一番郑重承诺，北伐统一后，他将图复兴、振国防、集民力，以达成中山先生之遗志。见完蒋介石之后，张季鸾发表社论《欢迎与期望》，他欢迎南方新生力量一扫北方的阴霾，更期望新政权能尽早将民主共和的承诺付诸实践，与此同时，蒋介石对张季鸾的好感也与日俱增，据说，他每日必看《大公报》，办公室、卧室、餐厅各置一份，以便随时翻阅。
1932年5月，《淞沪停战协定》签字后中日之间的军事对抗暂时告一段落，国民党宣传部决定对报刊进行整肃，大家一致认为《大公报》影响力过大，其言论长令政府尴尬畏惧，如何才能让张季鸾免开“不合时宜”之口呢？这天凌晨一张十五万元的交通银行汇票送进了《大公报》，拿到汇票张季鸾微微一笑，把正在加班的同仁们叫进了总编室。
影片片段：文人要穷、文穷而后工，文人就是不要发财，否则文章就写不出来。
解说：张季鸾虽然拒绝收买，其人却越来越被蒋介石倚重，据说，蒋介石经常通过陈布雷约见张季鸾，并时常致电大公报编辑，向张季鸾垂询国事。1931年5月22日大公报发行满一万号，蒋介石派人送来亲笔题写的贺词“耕耘与收获”同一天胡适也发来贺词，题为《后生可畏》，贺词说，大公报已经超过《申报》和《新闻报》，从一家地方性报纸晋升为全国的舆论重镇，并且当得起“中国最好的报纸”的荣誉，而之所以赢得这样好的荣誉，不过是因为他们在最低限度上做到了两条，第一登载确实的消息，第二发表负责任的评论，这两条原本是每一家报馆都应该尽到的责任，只是因为国内的报馆都不敢做、不肯做、不能做，而张季鸾们居然肯努力去做，所以他就一跳而享大名了。
尽管与蒋介石的关系日渐亲密，然而在许多重要问题上张季鸾却始终保持着民间报人的独立立场，《大公报》尤其令蒋介石不安的是张季鸾他们对中共的同情态度。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以国民革命的神圣名义大开杀戒，血泊淹没了无数进步青年如花的面容。4月29日，对共产主义并无信仰的张季鸾发表《党祸》，字里行间充满了人道主义的痛惜。
影片片段：青年血气方刚不论其思想为左倾为右倾，凡能如其主张敢于冒险力行者概属民族之精英，非投机取巧者可比，轻加杀戮，无异于残害民族之精锐，成为国家之罪人。
刘宪阁：自从共产党在农村开始活动以来张季鸾和《大公报就一直关注着这支力量的演变，特别是当他可能影响到中国政局发展的时候，尤其是这样。
傅国涌（民间学者）：他始终认为这些问题的产生，共产党之所以在农村地区能够有那么多人愿意参加红军或者什么，都是因为当时的中国农村非常的凋敝，政府有很多政策上有问题，所以他并没有一味地去指责共产党这方面，他还是有相对的客观性。
解说：1930年至1931年，当蒋介石调集大批军队对苏区频频发动围剿之际《大公报》却刊出“红军纪律严明，百姓拥护”、“吃民间饭，每人还给五百钱”的消息，1934年《大公报》的子报《国闻周报》以连载的形式刊登了《赤区土地问题》，肯定苏区的某些制度值得认真思考、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