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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大公报》二三事

《大公报》曾是一个著名报纸系列,新中国成立前在知识分子和上层民主人士中产生过广泛影响。经过认真筹备,在李先念、杨尚昆等的过问下,1964年3月10日,《大公报》向李先念提交了关于创办《经济评论》的设想和筹备情况的报告,并请转毛泽东和中共中央。
  《大公报》曾是一个著名报纸系列,新中国成立前在知识分子和上层民主人士中产生过广泛影响。毛泽东很早就和《大公报》有过交往,他早年被湖南《大公报》聘为“馆外撰述员”,发表过若干有影响的文章。1945年国共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和渝版《大公报》接触十分密切。其时,《大公报》以上海为总管理处,发行沪版、津版、渝版、港版《大公报》。新中国建立后,除香港《大公报》未作变动外,其他三版均收归国有。就《大公报》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毛泽东也作过几次重要指示。

  重庆谈判期间:为《大公报》题词“为人民服务”

  早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前,《大公报》就提出“召开国民大会,实行宪政,还政于民……由一党专政过渡到民主宪政”。在蒋介石发出第一封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的电报后,《大公报》对即将到来的国共谈判寄予厚望。它在社评《日本投降了》中说: “蒋主席致电毛泽东先生,请其克日来渝,共商国事。这真是令人兴奋欣慰。……果使国家的统一与团结完成于一席谈,那真是喜上加喜,不但八年抗战为不虚,且将奠定国家建设的千年大计!”8月28日,毛泽东一行飞抵重庆,开始举世瞩目的两党谈判。《大公报》为此发表社评《毛泽东先生来了》说: “经长期内战,八年抗战,多少离合悲欢,今于国家大胜利之日,一旦重行握手,真是一幕空前的大团圆!”希望国共两党“认真演这幕大团圆的喜剧吧”。《大公报》对毛泽东的期待由此可见一斑。

  毛泽东对《大公报》也颇为关注。重庆谈判期间,他与《大公报》有关人士进行了多次接触和交谈。例如,9月5日,毛泽东会见该报总编辑王芸生等,表达了“统一之政令必需建立于民主政治之基础上”的观点。他说: “只有包括各党各派,无党无派代表人士之政治会议,始能解决当前国事,民主统一之联合政府始能带给全国人民以幸福。”谈话要点在9月6日的《大公报》上刊出。9月20日, 《大公报》负责人宴请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宴会结束后,毛泽东欣然提笔为《大公报》职工题字“为人民服务”。

  国共谈判结束后,10月12日, 《大公报》发表社评《团结会谈的初步成就》说: “毛泽东先生自8月28日来重庆,于昨天飞返延安,在这四十几天中,政府与中共方面曾有多次会谈。……这一会谈,以毛先生之来与去为一标志,已获得一些初步的成就。”

  毛泽东与《大公报》负责人的接触和题词,对《大公报》的舆论导向产生了巨大影响,为“双十协定”的签订营造了舆论氛围。在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真诚努力下, 《大公报》在国共和谈期间对毛泽东“和平、民主、团结、统一、富强是我们今后的方针,我们要用统一的国家迎接新局面”的和谈立场,作了真实客观的报道,对在国民党统治区宣传共产党和平统一的立场发挥了很大作用。

  中国建立初期:指示《大公报》升格为全国性大报

  新中国成立后,重庆《大公报》经过公私合营,在其基础上创办《重庆日报》,成为中共重庆市委机关报。天津《大公报》改组,由毛泽东亲自易名为《进步日报》,归天津市委宣传部领导。上海《大公报》归上海市委宣传部领导,最初未作大的调整。到1952年,上海《大公报》发行量大降,广告收入亦大减,报馆严重亏损,当年向政府借款总数已超过《大公报》总资产的一半以上。

  《大公报》面临破产的危险,怎么办?1952年夏,王芸生向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汇报了《大公报》碰到的困难,请求中央帮助解决,同时也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不久,毛泽东电召王芸生进京,听完汇报后作出指示:“上海《大公报》与天津《进步日报》合并迁京,择地建新址。报名仍叫《大公报》,作为全国性报纸,报道分工是国际新闻和财经政策。”两报合并而成的北京《大公报》由中宣部领导,以财经、国际宣传为重点,暂在天津出版,俟北京新馆建成后,迁京出版。

  对于《大公报》的宣传定位,中央是有考虑的。此时,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刚刚完成,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正在酝酿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即将开始,客观形势需要有一张以财经为重点的全国性大报。陈云、李富春等分管经济工作的中央领导人也赞成有一份这样的报纸。但重新办一份全国性报纸需要很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毛泽东的指示可谓两全其美。报道大规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使命就落在了北京《大公报》身上。另外,老《大公报》在世界各地均派驻记者,素有“国际问题报道快捷”的美誉。原总经理胡政之、总编辑张季鸾都是留日学生,对日本问题有较深研究,王芸生也是日本问题专家。《大公报》对于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经常发表有深度的评论,负责国际问题报道得心应手。这几方面的因素使得《大公报》这个传统报纸品牌得以保存,唯一的变化是由综合性报纸变成了以财贸金融方面的评论报道为主的专业性报纸。

  国民经济调整时期:批示《大公报》创办《经济评论》周刊

  20世纪60年代初,国民经济进入调整时期,理论界也需要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进行认真的反思和探索。1963年,《大公报》作为新中国财经战线专业报,为了加强经济理论宣传、提高宣传质量,酝酿将原来每周分散刊出的经济论文集中刊出,创办一个周刊作为经济理论研讨的园地,刊名定为《经济评论》。他们的想法得到了中宣部和国务院财贸办的同意。《大公报》对创办《经济评论》如此看重,与毛泽东当时对《人民日报》理论宣传不足的批评有关。毛泽东认为它把理论阵地让给了《光明日报》、《文汇报》和《新建设》月刊。

  经过认真筹备,在李先念、杨尚昆等的过问下,1964年3月10日,《大公报》向李先念提交了关于创办《经济评论》的设想和筹备情况的报告,并请转毛泽东和中共中央。3月14日,李先念致信杨尚昆转毛泽东,请求对此事给予批示:“主席指示《人民日报》要写理论性文章。《大公报》是中宣部确定为以经济工作为重点的报纸,他们想出一个《经济评论》专刊,似可同意,请主席批。”3月21日,毛泽东批示同意。

  1966年4月23日,《大公报》的《经济评论》周刊出刊95期后停刊,共存在了两年多时间。它刊出的大约300篇文章,加上1962年、1963年刊登的经济论文,大致反映了当时的中国经济理论界对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考。

  〔作者肜新春,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博士后,北京 100836〕
  • 责任编辑:陈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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