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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大公报》二三事



  新中国建立初期:指示《大公报》升格为全国性大报

  新中国成立后,重庆《大公报》经过公私合营,在其基础上创办《重庆日报》,成为中共重庆市委机关报。天津《大公报》改组,由毛泽东亲自易名为《进步日报》,归天津市委宣传部领导。上海《大公报》归上海市委宣传部领导,最初未作大的调整。到1952年,上海《大公报》发行量大降,广告收入亦大减,报馆严重亏损,当年向政府借款总数已超过《大公报》总资产的一半以上。

  《大公报》面临破产的危险,怎么办?1952年夏,王芸生向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汇报了《大公报》碰到的困难,请求中央帮助解决,同时也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不久,毛泽东电召王芸生进京,听完汇报后作出指示:“上海《大公报》与天津《进步日报》合并迁京,择地建新址。报名仍叫《大公报》,作为全国性报纸,报道分工是国际新闻和财经政策。”两报合并而成的北京《大公报》由中宣部领导,以财经、国际宣传为重点,暂在天津出版,俟北京新馆建成后,迁京出版。
  对于《大公报》的宣传定位,中央是有考虑的。此时,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刚刚完成,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正在酝酿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即将开始,客观形势需要有一张以财经为重点的全国性大报。陈云、李富春等分管经济工作的中央领导人也赞成有一份这样的报纸。但重新办一份全国性报纸需要很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毛泽东的指示可谓两全其美。报道大规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使命就落在了北京《大公报》身上。另外,老《大公报》在世界各地均派驻记者,素有“国际问题报道快捷”的美誉。原总经理胡政之、总编辑张季鸾都是留日学生,对日本问题有较深研究,王芸生也是日本问题专家。《大公报》对于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经常发表有深度的评论,负责国际问题报道得心应手。这几方面的因素使得《大公报》这个传统报纸品牌得以保存,唯一的变化是由综合性报纸变成了以财贸金融方面的评论报道为主的专业性报纸。
  • 责任编辑:雨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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