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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四杰的民国往事

  胡政之:一个新闻方面的全才

  胡政之是一个新闻方面的全才,在担任王郅隆时期《大公报》经理兼总编辑期间,及时报道中德绝交、中德宣战、张勋复辟、马厂誓师等重大新闻,特别是段祺瑞讨伐张勋复辟时,胡政之亲自采访马厂誓师的消息,让《大公报》名声大振。

  胡政之主持《大公报》的时间最长,从1926年到1949年,如果再加上1916年到1919年,先后达27年之久。

  胡政之的新闻记者生涯非常辉煌。1919年初,胡政之以《大公报》总编辑身份赴法国采访巴黎和会,成为到会的唯一中国记者。他精通日语、法语、英语。当时胡政之每天通过电波的形式,把会议情况报道出来,“五四运动”的爆发正是因为《大公报》披露了巴黎和会“分赃”的实质。

  1926年,胡政之、张季鸾、吴鼎昌这三人把《大公报》全部的股份买了过来。张季鸾、吴鼎昌分别任总编辑、社长,胡政之虽然担任经理一职,全面主持报馆的经营管理工作,但是他还以副总编辑身份兼顾经营管理工作。1928年9月到1929年9月。胡政之利用与东北军的特殊关系,三次出关采访,均有重大的新闻见报,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的消息是胡政之第一个报道的。

  作为一个全面的新闻人,胡政之在经营管理上同样显现出了杰出的才能,王芸生、曹谷冰在《新记公司大公报的经营》中说:“新记公司大公报是由吴鼎昌的资金、胡政之的组织,张季鸾的文章三者构成的。”

  曾经是胡政之部属的老报人徐铸成说:“邵飘萍、黄远生诸先生富有采访经验,文笔恣肆,而不长于经营。史量才、张竹平、汪汉溪诸先生工于筹计,擘画精致,而不以著述见长。在我所了解的新闻界中,恐怕只有胡政之可称多面手,文武昆乱不挡。后辈的如成舍我辈,虽然也精力充沛,编辑、经营都有一套,但是手面、魄力,似乎都不能和胡相比。”

  《大公报》旧人陈纪滢也说:“文人办报往往鄙于求利,但是,不考虑从印刷到发行,从广告到旅费,从营业到销路,往往就会断送报纸的前途。以经营为本,以办好报纸为目的,在经营管理上如此用心,并且创造了一系列独具风格的办报经验,在中国现代新闻史上,恐怕就只有胡政之一人。”

  国民党政府多次邀他做官,他都拒绝了,一生以报人自任。抗战胜利后他到南京,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试探他是否愿意出任行政院院长,拿洋房汽车招待他,他却谢绝了,自己跑回《大公报》南京办事处去睡帆布床。他曾言:“我与社会上层人物和达官权贵虽多交往,但只有公谊而无私交,所谈皆国内外时势大事,从不涉私,这样对于事业是有利的。”

  《大公报》有一个不变的原则,就是无论谁当了官,就必须脱离报社,凡有党籍的一律不用。1935年12月,复刊三巨头之一的吴鼎昌当了国民党政府实业部部长,马上就辞去社长职务。

  1947年《大公报》迁至香港时,胡政之带去了一名经过严格选拔后新入职的年轻翻译,只有24岁,这名叫查良镛的年轻人后来在《大公报》的副刊上开设武侠小说专栏,很快红遍华人世界,当时用的一个笔名叫:金庸。

  1948年4月24日,《大公报》在香港复刊一个多月后,胡政之在工作时忽然病倒,从此一病不起,于次年4月12日去世,享年60岁。

  • 责任编辑:雨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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