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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四杰的民国往事

  王芸生:连戴笠都不买账

  1941年秋,张季鸾去世后,王芸生接替《大公报》总编辑,跟温和圆融的张季鸾相比,王芸生性格显得孤绝犀利得多,早在1929年,王芸生就多次写文章批驳张季鸾的观点,两人不打不相识,后者将前者聘任到《大公报》工作。

  由于蒋介石本人喜欢看《大公报》,因此很多国民党官员都想方设法在报纸上露露脸,有些人甚至找到王芸生,带红包来买有偿新闻,不过这些招数王芸生一概不理。就连戴笠派人来求情都没用。以至于当时湖北省政府主席陈诚有一次火冒三丈地说:“王芸生,你不要太清高了!”

  王芸生曾说,“我作为一份民间报纸的发言人,要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我才有独立的发言权,我才有资格说真话,对国民党才能嬉笑怒骂。同时,待国共双方都必须一样,是我一贯的原则。”

  张季鸾素以“深谋远虑”著称,他写的社评往往能抽丝剥茧,层层深入,文章常有对仗的警句,以理服人。而王芸生的文章则如江河决堤,给人以痛快淋漓之感。张王文风相互辉映,成《大公报》社评的两大亮点。

  1941年12月22日,王芸生发表的社评《拥护修明政治案》披露香港沦陷之际,“孔祥熙家二小姐用逃难的飞机运洋狗和私产”的丑闻,还揭开了外交部长郭泰祺国难当头竟以巨额公款买私人豪宅的黑幕,他指出:“我们舆论界若再忍默不言,那是溺职”。此文一出,当天蒋介石就罢免了郭泰祺。至于飞机洋狗事件,后来证明是谣传,《大公报》刊登了交通部寄来的辟谣信。

  他在1947年1月1日社评《新年三愿》,提出三点希望,其中第三点就是:民生太苦了,必须有安定之。同年5月13日社评《须要替老百姓找出路》认为:到了今天,非迅速替老百姓找生路,否则一旦民心瓦解,必然会国家土崩,敌我冤亲。这样的呼吁接二连三,诸如《建设与破坏》、《通货膨胀下的农民》都是为民呼吁,充满时代责任的文章。它们曾给王芸生以及《大公报》带来很多麻烦,但也为他们带来了无上的荣誉。

  1945年9月1日,飞抵重庆的毛泽东在一场鸡尾酒会上见到王芸生,连说:“久闻大名,如雷贯耳,希望你们新闻界的朋友多为和平宣传。”

  一贯呼吁和平的王芸生在随后的社评中兴奋地写道:两党领袖,“于国家大胜之日,一旦重行握手,真是一幕空前的大团圆。”

  当年9月5日,毛泽东邀请王芸生、《大公报》记者孔昭恺等吃饭,十多天后,在《大公报》回请的宴会上,王芸生以比喻的方式向毛泽东委婉提出:“共产党不要另起炉灶。”结果毛泽东也半开玩笑地说:“不是我们要另起炉灶,而是国民党炉灶里不许我们造饭。”结果,大家一笑而过。

  在国共两党对决的夹缝中,他的笔已触及中国社会的任何一个角落,只要是关乎国家、社会和人民,他都以理性分析来发表见解。王芸生的孤高,常常让国共双方都对它有误会,王芸生受张季鸾的“国家主义”论的影响,在国共两党斗争中为国民党帮过凶,曾一度被《新华日报》斥为“法西斯的有力帮凶”。而蒋介石也对陈布雷说:“季鸾在世的时候,《大公报》还提出一些好的建议,还是比较友好的。王芸生当政之后,尤其是现在,是在恶毒地骂我们啊。”

  1948年7月19日,国民党《中央日报》发表题为《王芸生之第三查》的社论说:“我们犹可发起三查运动来检讨王芸生君……我们等待着王芸生谴责南斯拉夫共产党特别是铁托元帅的论文和通讯在大公报上发表,作为他效忠共产国际的声明。”国共内战后期,在中共地下党员杨刚和李纯青的推动下,最后决定由《大公报》香港版首先表态,然后逐步公开拥护共产党的领导。

  • 责任编辑:雨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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