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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论政与言论报国:《大公报》主笔往事

  一、

  谈及《大公报》,不能不谈到它的灵魂人物张季鸾。

  1926年夏天,作为一名失业报人,张季鸾前往天津,拜访他的好友吴鼎昌。与他同行的还有《国闻周报》总编辑胡政之。这一天,三人闲步天津街头时,路过已经停刊的《大公报》报馆,“门则紧闭,无人出入”。吴鼎昌心念一动,他问胡政之:“这是你抱过的孩子,你不想救救他吗?”

  所谓“抱过的孩子”,指的是胡政之曾担任《大公报》总编辑。据说,胡政之回答:“你肯给一碗救命汤,我就愿意再当一次保姆。”(汪松年,《大公报史话》)

  新记《大公报》的起源,大抵如此。史料没有记载,这一天张季鸾作了怎样的表态,然而,从这里开始,这个身材瘦小、面色黑黄、曾被误解为鸦片“瘾君子”的失业报人,这个平易近人、常年穿着一身长衫、“望之俨然、即之也温”的中年知识分子,开始了他一生中最具激情、最富光彩的年月。

  出任《大公报》总编辑前夕,张季鸾思考了中国报业的命运,并以此铺垫自己的划时代报纸。

  二、

  “清末以来,言论衰微,未有今日之甚者。”张季鸾写道:“举国报馆,千百数家,大抵呻吟、憔悴于权力财力两重压之下,岌岌不可终日。……民国之新闻史,亦即新闻事业失败之历史。”

  那么,这是为什么呢?他回顾着五十年来的新闻史。

  晚清以来,中国报业大致经历了记事、政论两个时代,前者以《申报》为象征,后者则以梁启超为代表人物。《申报》开市民报纸之先河,而1898年前后,言论大开,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一批士大夫,游走于政界、报界之间。他们成则公侯,败则江湖,这深重地影响了中国报人的新闻观。

  中国报人大多依托于政治势力。以梁启超为例,他本人即是进步党党魁与创始人。作为“支笔横扫千军”的天才报人,终其一生,他始终认为报纸是政治的组成部分,即便“开启民智”、传播新知,也带有挥之不去的宣传教化色彩。而在他之外,那些士大夫出身的报人,史量才、邵飘萍、林白水……又有哪一个不是这样呢?

  不仅如此。在哀叹“中国之报界沦落苦矣”之后,张季鸾又将报人分为三种:“自怀党见,而拥护其党者,品犹为上;其次,依资本为转移;最下者,朝秦暮楚,割售零卖。并无言论,遑论独立?并无主张,遑论是非?”

  换而言之,权力、资本、蒙昧乃至偏见,都是报人的大敌。他为此提出崭新的“独立报纸”理念,并以此引领着中国报业告别过去的历史。

  • 责任编辑:雨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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