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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论政与言论报国:《大公报》主笔往事

  三、

  张季鸾认为,“夫报纸者,表现舆论之工具,其本身不得为舆论”。也就是说,报纸不是圣经,报人更不是高高在上的布道者。作为载体,报纸应容纳各种立场与观点,以沟通社会、“养成舆论”。

  张季鸾的报业观,颇具自由主义色彩。又不止于此。作为深受儒学影响的最后一代士大夫,他念念在兹的,还是这个时代、这个社会。

  如果说,梁启超的奔走呼喊,曾经扫荡着一个皇权颟顸、桎梏沉重的年代的话,那么,进入民国以来,这个国家已经一空傍依,无论精神资源、价值世界、世俗权力、社会风俗,均如此。如果说,在梁启超的时代,不破坏就无从建设的话,那么,这个一穷二白、纷乱混沌的时世,再也经不起战乱、破坏与党同伐异了。它需要建设。《大公报》应成为形形色色思潮、观点、习惯与情感的展示舞台,并以此为酵母,培育出新型的中国人格。

  作为“天下公器”的使命感,正是后来年月《大公报》历久弥新的最大关键。而与这种使命感互为因果、相辅相成的,则是张季鸾整理的四大办报方针,著名的“不党、不卖、不盲、不私”。

  “四不”方针后来成为中国报人最津津乐道的话题之一。万事具备后,张季鸾又为《大公报》草拟了一句广告词,“来看:华北最老的报,全国最新的报”。这寥寥十四字,概括了这份报纸的前世与今生。而1926年9月1日,天津街头处处飞舞这份广告海报的日子,《大公报》创刊号顺利问世了。

  四、

  《大公报》创办初期的清新景象,让许多报人终生难忘。

  担任社长的吴鼎昌,白天在盐业银行办公,“晚上到社和胡、张讨论新闻,交换业务”。他主要负责低价囤积纸张,“从未失手”。与此相比,专任报社职务的胡政之,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以上,“习以为常”。张季鸾更加勤奋,“他每天工作到次晨二三时,遇有重大问题,也常熬到天亮”。

  “三巨头”中,吴鼎昌生性随和,胡政之“不苟言笑、略显孤僻”,至于张季鸾,则以“喜交游、善谈笑、爱热闹”的性情,博得了百余员工的一致好感。几十年以后,两名《大公报》旧人回忆道,在“三巨头”的带动下,“这个报馆是很有朝气的”、“表现出清新活泼的气象”(王芸生、曹谷冰,《新记公司大公报的经营》)。

  这样的生活氛围,吸引了众多青年才俊。几年之内,王芸生、曹谷冰、范长江、张琴南、费彝民、许君远……一个个后来被载入中国新闻史的名字,纷纷走进位于天津四面钟附近的《大公报》报馆。王芸生后来写道:“一时之间,《大公报》人才之盛……几为旧中国时期报业之仅见。”

  勤奋的工作、清新的气息、众多的人才,使报馆业务一日千丈。1926年9月《大公报》复刊时,发行不足两千,广告不过200余元,“营业结算则每月亏损四千余元”;仅仅八个月后,1927年5月,《大公报》发行量突破了六千,广告收入每月一千余元,至于营业结算也“转为收支平衡”。

  次年开始,《大公报》更迎来了它的“黄金时期”。

  • 责任编辑:雨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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