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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论政与言论报国:《大公报》主笔往事

  五、

  如果说,在创业之初,张季鸾的社评支撑了《大公报》半壁江山的话;那么,1928年起,它声势日大的版务拓展,也足以载入中国新闻史。

  1928年1月2日,在新年钟声的余音里,《大公报-文学副刊》创刊了。此后六年,张季鸾同乡、一个名叫吴雨增的青年始终担任该刊的主编职务。他就是后来名满天下的国学大师吴宓。随即,大作家沈从文主持《文艺副刊》、大作家萧军开辟《读者与编者》、曹谷冰首开“异域特稿”风气、胡适等人应约《星期论文》……《大公报》的众多品牌栏目,如同雨后春笋般产生了。

  以“异域特稿”为例,在曹谷冰访苏之前,苏联始终是一个神秘的国度。1931年3月22日,作为中国外交使团的随行记者,曹谷冰抵达苏联,开始对这个广袤国家进行深度采访。此后四个多月,《大公报》先后发表近三十篇通讯,次年夏天又结集而为《苏俄视察记》一书。凡此种种,均被认为“开风气之先”。

  “《大公报》四大特色”的说法也出现了。社评之外,它包括了新闻通讯、“新闻标题”和星期论文。与此同时,《大公报》经营手笔之巨大,同样让人印象深刻。

  创刊之初,《大公报》的发行仅限天津一埠,由大报商张万有包销。几乎刚刚实现收支平衡,它就开始了全国性的拓展,并以“靠铁路沿线分销”的形式,覆盖了北平、沈阳、济南、太原、开封、郑州等主要城市。一时之间,订户直线上升,“以至有纨绔子弟购之装点风雅者”。

  《大公报》的发行量,从几千份猛涨到万余份、两万多份。水涨船高,广告收入也因此一翻再翻。几十年后,曾长期供职发行课的李清芳回忆,当时东北的韩奇逢乌鸡白凤丸,“经常以半版地位刊出……开风气之先,引起广告刊户争相扩大版面”(李清芳,《发行工作四十年》)。

  到1931年5月22日,当“三巨头”满面春风地主持万期庆典时,《大公报》已经被公认为中国最杰出的报纸了。这一天,在高朋满座、觥筹往来的席间,没有多少人注意到,一千里外的满洲,四百余名朝鲜流民与几千名中国农夫正紧张地对峙着。他们的冲突,后来被称为“万宝山事件”。

  六、

  如果说,“万宝山事件”如同芥末之微的话,那么,由此引发的“满洲事变”,却使五千年与四万万同生悲恸。在各大城市的街头,一片哀绝的歌声渐渐传扬起来了: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起……

  它也传扬进了《大公报》报馆,传扬进张季鸾心灵的深处。

  自从创办《大公报》,外界对张季鸾流传着种种说法。“自由主义者”、“公社实践分子”之外,他和蒋介石的交往细节,甚至使一些人认为他是“投机政客”。然而,在众说纷纭之中,很少有人注意到,他和于右任同为关学大师刘古愚的弟子。幼年四书五经的熏陶,尽管日渐斑驳,却浸入了他的骨髓;他的灵魂深处,流淌着和范仲淹、张载、王安石一样的鲜血。

  他自称“文人论政”,不断宣扬“言论报国”,这当中,有多少古代士大夫的痕迹?他力戒自己求权、求财、求名,并认为这是“士人常行”,这当中,又有多少旧式书生的精神?甚至,他的“不党”、“不卖”、“不盲”、“不私”,在漂白种种现代色彩之后,依然清晰可见的,不也正是历代儒生的气节么?……

  可以断言,他是一个被过多附会、过多误读、过多歪曲的人物。或许,经过岁月风尘的磨砺,他也渐渐忘却了自己的本色,只有这样的大伤大悲、巨创深痛,才能唤醒他恍若隔世的情怀。

  无论如何,1931年9月21日,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日子。这一天,在张季鸾的建议下,“三巨头”召集了全体编辑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张季鸾宣称,“四不”之外,《大公报》还将增加“教战”、“明耻”作为日后的编辑方针。至于具体措施,则是创办《军事周刊》和中日外交专栏。

  在他的建议下,《军事周刊》由汪松年主持。至于中日外交专栏,则由王芸生负责。

  • 责任编辑:雨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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