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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论政与言论报国:《大公报》主笔往事

  七、

  无论从哪一方面看,王芸生与张季鸾都是截然相反的两个人。

  如前文所述,张季鸾性格开朗,“善谈笑、爱热闹”;此外,他也自有长者风范,被称为“望之俨然、即之也温”,是一个典型的儒家人物。与他相比,年仅三十岁的王芸生,则有着大时代青年的浓重气息。

  王芸生偏激、极端,乃至略显狂妄。早年在木器行当学徒工时,他的口头禅就是“我是经过五四的青年,怎么能走封建的老路子呢”;他一度加入过共产党,脱党以后,他依然满口“革命”、“帝国主义”的字眼;而在他执掌《大公报》的日子,他更不时宣称,“王芸生就是《大公报》,《大公报》就是王芸生”……

  然而,在张季鸾看来,王芸生是负责外交专栏的最佳人选。

  开辟外交专栏,“盖使国民仰汉唐之盛,悲今日之衰……而责日本欺凌中国之暴残”(张季鸾,《〈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序言》)。据说,在与胡政之商议人选时,张季鸾列举了王芸生的诸多优长:他血性十足,“足以明国人之耻而不至短国人之志”;他行文极富煽动性,被称为“激情洋溢、江河直泻”……

  后来的历史证明,张季鸾的这个决定,改变了王芸生的命运。因为,此后两年有余,王芸生成名之迅速、影响之广大,甚至超出了他自己的预期。

  八、

  “每日刊载一段,持续两年半之久,无一日中断。”几十年以后,王芸生的幼子王芝琛回顾着当时的情形:“每日文前冠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国耻认明,国难可救!’的字样,读来铿然有声。”

  同样铿然有声的,还有王芸生的名字。两年多时间里,《大公报》发行量从两万余份猛增到大约五万份,而新增读者中,青年学生多达六成左右。如果说,张季鸾说理透彻、平和典雅的文风,曾使大批学人深为叹服的话,那么,王芸生的浓烈情感、宏大气势,则击中了众多青年的内心。他渐渐成为华北乃至全国的青年领袖了。

  不仅如此。1935年七卷本《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的出版,使王芸生闻达于诸侯。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的出版,与张季鸾密切相关。这个民国最杰出的报人之一,生性异常淡泊,他的大多数文章不署名、不结集、不出版,以至于逝世以后,胡政之为编辑《季鸾文存》而大伤脑筋。然而,在扶植晚辈方面,他历来不遗余力。在他的鼎力推广下,该书风行全国,奠定了王芸生的大政论家地位。

  王芸生何其幸运!如果说,《大公报》的地利,张季鸾的人和,他无一错过的话,那么,他还占据了“天时”。毋庸讳言,在满洲事变之前,这个民族的性格,是蒙昧、麻木、温和、含蓄……所有这一切,注定了他的飞扬激荡,他的滔滔不绝,不会有多大的市场。满洲事变改变了这一切,在此之后,没有什么比抵抗外侮更能激起全民族的悲情了。在这个民族渐渐苏醒的心灵中,王芸生的名字,因此不可替代。

  随即,日渐飚升的“华北自治”风潮,又一次成全了他。

  • 责任编辑:雨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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