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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论政与言论报国:《大公报》主笔往事

  九、

  所谓“华北自治”,并非出自东京的指令,而是天才特工土肥原贤二的杰作。如果说,作为少数民族的原居留地,中国民众对满洲的情感还多少淡漠的话,那么,北平、天津、临淄、邯郸……这些几乎与中国一样古老的城市,则是亿兆苍生不可逾越的心灵底线。如果说,满洲事变仅仅让昏睡百年的民族睁开了眼睛的话,那么,吞并华北的密谋,则是让这个民族彻底醒来了。

  风潮初初卷起,王芸生就中断了外交专栏的写作,而致力于华北问题的社评。他并频繁出入各大高校,演讲、集会、签名售书……他的沉悲愤慨,渐渐风靡了大半个华北。

  谈及《塘沽协定》时,他说,这是“丑恶的字句”、“一本屈辱的文书”,是“不抵抗主义的文凭”;冀东伪政权成立后,在清华大学的一次演讲中,他说,在不得不死的时候,“要死得从容、大方些”;而当“五省自治”的风潮渐渐卷起,他的语气更加悲怆:“我宁愿这古城名镇化作一片焦土,留待我们的子孙前来复兴;我不愿它再作石敬瑭的燕云十六州,使我们的祖宗在地下蒙羞辱!……”

  在“华北自治”风潮中,张季鸾脸上流淌的是泪,而王芸生身上飞溅的是血。毫无疑问,以《义勇军进行曲》为背景的华北,必定会给后者更多的喝彩,更狂热的追捧。

  不知不觉地,《大公报》的灵魂,分裂成了两个。一个,是平和、儒雅的张季鸾;另一个,则是激进、狂热的王芸生。

  十、

  灵魂的分裂,不过短暂的一年有余。卢沟桥枪声响起后,是张季鸾而不是王芸生,“擂响了《大公报》抗日的战鼓”。

  1937年7月16日,在《大公报》天津版上,49岁的张季鸾发表了《只有抵抗的一条路》一文。这篇寥寥三百余字的社评,以酸楚的口吻反复谈到,“除了抵抗,实在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了”;“除守土自卫外,还有什么路径可走”?它并呼吁南京,在华北危亡的重大时刻,应领导全国,“共走此不能不走的一条道路”。

  紧接着,7月29日,张季鸾又发表了《艰苦牺牲的起点》一文。这篇社评的语气更显沉郁,“只有悲愤应战”、“必须拼命”等字句充斥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仿佛步张季鸾之后尘,蒋介石在庐山的两次著名演讲,分别发表于7月17日与7月30日。

  如果说,张季鸾的两篇社评,以“决绝”与“悲壮”为基调的话,那么,王芸生的社评,则充满了青年的骄傲与激情。7月30日,时任《大公报》上海版主任编辑的他,以这样的字句,表达着这份杰出报纸的抗战决心:“天津本报决与中华民国在津的合法统治同其命运……津市合法官厅中断之日,本报将即日自动停刊。”

  天津版完成撤离后,王芸生更以礼赞般的欢欣,讴歌着这场“幸运的战争”。

  在《东亚大时代》一文中,王芸生在“大时代来了”的雄健呼喊之后,阐述起了自己的荣光:“现在是东亚大时代的起点……对于自己,(我)深感荣幸,这样一个无拳无勇的人,居然有机会做大时代火焰的燃料!”

  淞沪会战开始后,他进一步欢呼:“中国的儿女!……我们祖宗所未见到的全国对外战争,我们见到了而且参加了,这是何等的光荣!何等的幸运!”(1937年8月19日,《第一次全国对外战争》)

  不仅如此。在《勖中国男儿》的社评里,他以进行曲的节奏,憧憬着胜利后的景象:“进!进!进!打!打!打!……直到打倒日本军阀之后,我们四万万五千万中国儿女,再释枪解刃,大家抱头痛哭一场。这一哭,要哭尽我们的悲悔,哭尽我们的辛酸!”

  即使淞沪战败、南京沦陷后,王芸生亢奋略减、骄傲依旧。12月14日,上海版西迁前夕,《大公报》同时发表了两篇社评。在《暂别上海读者》一文里,王芸生写道:“(我们)有一个牢固的信条,便是:我们是中国人,办的是中国报,一不投降,二不受辱!”

  另一篇社评的标题,便是《不投降》:“我们是报人,生平深怀文章报国之志。在平时,我们对国家无所赞襄,对同胞少所贡献,深感惭愧。到今天,我们所能自勉兼为同胞勉者,唯有这三个字------不投降!”

  这是《大公报》在沦陷区的最后一篇社评。

  • 责任编辑:雨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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