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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论政与言论报国:《大公报》主笔往事

  十一、

  流亡开始了,《大公报》的又一个时代也开始了。如果说,《大公报》的历史可以大致划分为三期的话,那么,它已经走过“四不”方针的时代(1926---1931)、徘徊于“四不”方针与国家主义之间的时代(1931---1937),并由此走向抗战时代。

  此后八年,《大公报》流亡于汉口、香港、重庆与桂林等城市。轰炸、逮捕、逃亡、死难;迁移、寻址、安顿、发刊……无休无止、循环往复。尽管如此,在漫长的时光里,《大公报》的停刊事例,也仅仅是1939年重庆大轰炸期间的两天。

  也是在重庆大轰炸期间,张季鸾发表了《抗战与报人》一文。这篇著名的社评,以亲历者的身份追溯着《大公报》的十余年命运。或许,它也是中国新闻事业的一个隐喻、一种象征:

  “我们这班人,本来自由主义色彩很浓厚的。人不隶党,报不求人,独立经营,久成习性。所以在天津在上海之时,往往与检查机关小有纠纷”;

  “中国报人本来以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为理想,是自由职业者的一门。其信仰是言论自由,而职业独立。对政治,贵敢言,对新闻,贵争快,从消极的说,是反统制,反干涉”;

  “自从抗战,证明了离开国家就不能存在,这些问题全不成问题了。所以本来信仰自由主义的报业,到此时乃根本变更了性质。就是抗战以来的内地报纸,仅为着一种任务而存在,而努力:这就是为抗战建国而宣传。所以现在的报,已不应是具有自由主义色彩的私人言论机关,而都是严格受政府统制的公共宣传机关。”

  对历史来说,一个时代是结束了。(原文标题为:《大公报:从张季鸾到王芸生》,作者: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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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责任编辑:雨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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