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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谈判期间的《大公报》

  《大公报》作为“一家以少数无党派的职业报人为核心创办起来的以‘文章报国’自诩,以‘文人论政’为主要特征,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为标榜的政治性大报”,在重庆谈判期间,曾对国共两党最高领导人所直接参与的这次历史性和谈,表现出了高度热情,寄予了无限期望,并为此进行了及时的宣传报道。当时与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共产党机关报《新华日报》相比,《大公报》对重庆谈判的关注,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基本上代表和反映了介于国共两党之间的广大中间派民主人士的立场、观点和态度。

  热烈期盼与欢迎毛泽东来渝谈判《大公报》是最早提出蒋、毛会晤建议和得知重庆谈判消息的新闻媒体。早在1941年5月23日,《大公报》在一篇社评中就提出,为解决国共之间的磨擦,达到“诚意合作”之目的,“最好毛泽东先生能来重庆,与蒋委员长彻底讨论几天”,以便对国家前途的基本认识达到一致的谅解。

  当时《大公报》的提议没有引起任何反应。四年后,当蒋介石出人意料地向毛泽东发出第一封邀请电时,《大公报》又成为了最早得知这一惊人消息的新闻媒体。据当时重庆版《大公报》负责人王芸生回忆,时任国民政府文官长的吴鼎昌在向蒋介石提出并代拟了邀请毛泽东赴渝谈判的寒(8月14日)电后,为了给他曾任社长的《大公报》一条特大独家新闻,遂于15日晨将蒋之电稿交给《大公报》,准备在当天晚报上发表,但在检查时被扣,经请示侍从室,陈布雷称“绝无此事,是《大公报》造谣”。结果此电只能由中央社统一发稿,16日同时见于各报。

  《大公报》虽然未能如愿抢先发出蒋之邀请电,但由于事先得知消息,早已有所准备,因此除像其它各报一样,刊登中央社的新闻稿和蒋之电报全文外,还在当天社评中用充满激情的语句论及了蒋之电报:“在我们欣庆胜利到来之时,国内也有一个令人兴奋的新闻,就是,蒋主席致电毛泽东先生,请其克日来渝,共商国事。这真是令人兴奋欣慰。”“蒋主席既掬诚相邀,期共商讨;毛先生自然也应该不吝一行,以定国事。”“忠贞爱国的中国人,都在翘待毛先生的惠然肯来了!”显然,《大公报》不仅对蒋之电报兴奋不已,而且急盼毛泽东能够应邀来渝。

  8月20日,蒋介石二电(哿电)延安,对毛泽东“再驰电奉邀”。次日,《大公报》在要闻版头条位置以《蒋主席昨再电延安,恳毛泽东来商大计》为题报道了此事,并在当日社评中以满怀喜悦与期盼的心情指出:“这一星期来,人人为胜利欢欣,也人人为团结悬念。日前得见蒋主席致毛先生的寒电,大家为之兴奋,希望能由此启开政治解决之门。现在又读到蒋主席致毛先生的哿电,更感到一片祥和之气,真使人既感慨,又兴奋。”“殷切盼望毛先生不吝此一行,以定国家之大计。”为了能使毛泽东早日启程赴渝,《大公报》还建议重庆各界不要发表“可能刺激感情的言论与宣传”,以“保持一个能使毛先生到来的空气与环境”。

  8月28日,毛泽东到达重庆,《大公报》派出记者专门到机场进行了现场采访。次日,在要闻版头条以《毛泽东昨抵渝,周恩来王若飞亦偕来,蒋主席昨晚宴于山洞》为题作了报道,并发表了字里行间都充满了喜悦之情的社评――《毛泽东先生来了!》:“毛泽东先生来了!中国人听了高兴,世界人听了高兴,无疑问的,大家都认为这是中国的一件大喜事。”“现在,毛泽东先生来到重庆,他与蒋主席有十九年的阔别,经长期内争,八年抗战,多少离合悲欢,今于国家大胜利之日,一旦重行握手,真是一幕空前的大团圆!认真的演这幕大团圆的喜剧吧,要知道这是中国人民所最嗜好的!”这段文采斐然、激情洋溢的文字,不但充分表达了《大公报》对毛泽东来渝以及由此开始的国共和谈的喜悦之情,而且代表了全国大多数人民的心声。

  与《大公报》热烈期盼与欢迎毛泽东来渝进行国共和谈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民党《中央日报》则不太希望毛泽东来渝。8月22日晚,《中央日报》编辑部分析形势,总编辑陈训余说:“双方距离这样远,共产党的态度这样坚决,怎么会来谈判嘛!”陶希圣更是明确表示:“共产党拒绝谈判,我们更有文章好做。”《中央日报》则遵照陈布雷的指示,对毛泽东来渝谈判一事,一不写专访,二不发社论,仅在国内要闻版刊载了国民党中央社的几十个字的新闻稿。中共《新华日报》在当时则针对《大公报》发表署名文章指出:“有些报纸的言论,非常强调毛先生出来,好像只要他一来,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这如果不是有意歪曲,就是一种皮毛之见。”显然对《大公报》的立场亦不甚赞同。

  《大公报》之所以热烈期盼与欢迎毛泽东来渝进行国共谈判,主要是因为其真心诚意地希望战后中国能够实现和平、民主、团结与统一,避免内战和分裂。早在抗战胜利之前,面对国共之间此起彼伏的磨擦,《大公报》就连连发出反对内战的警告。1945年6月13日,《大公报》发表社评强调,必须用政治解决之路解决国家的统一与团结,“希望朝野上下,全国一致,都要有一个坚决的概念,就是:反内战。”此后,国共之间发生了“淳化事件”,《大公报》在8月3日的社评中再次强调:“我们绝对反对内战。”正是因为《大公报》是在为内战再起的担忧中迎来抗战胜利的,所以其在战后初期就把呼吁和平、民主、团结与统一提到了重要议事日程。

  重庆谈判开始前,《大公报》的几篇有关社评几乎都是从避免内战和分裂,呼吁和平、民主、团结与统一的角度立论的。8月16日的社评《日本投降了》认为,毛泽东应接受蒋之邀请,赴渝谈判。如在抗战胜利后,“果使国家的统一与团结完成于一席谈,那真是喜上加喜,不但八年抗战为不虚,且将奠定国家建设的千年大计!”8月22日的社评《读蒋主席再致延安电》指出,抗战胜利后,对全国同胞该“怎么安揖鼓舞之?在今日,莫过于国家的统一与团结了!”“国家必须统一,不统一则胜利不完全,而建国更困难。全国必须团结,不团结则有内乱的危险,更无从使国家走上民主建设的大路。”当毛泽东到达重庆后,《大公报》在社评《毛泽东先生来了!》一文中兴奋地指出:“现在抗战已告胜利,盟友业已结成,我们再能做到和平、民主与团结,这岂不是国家喜上加喜的大喜事!一切好事,有的已经到来,有的已在开始,循此发展,国运开拓,前途无量。为今日的中国人民,真是光荣极了!”

  重庆谈判开始后,《大公报》更是时刻关注着谈判的进展情况,并一再表达其和平、民主、团结与统一的愿望和主张。9月1日的《大公报》社评指出:“当此之时,我们正面临着千载一时之时,我们衷心庆慰,我们满怀希望,我们也不免有一些担心。我们所担心的,就是:目前的团结商谈,必须成功,而绝对不许其失败,成功了,是国家的大幸,民族的大福;假使失败了,那不但抗战胜利与外交成功要打大大的折扣,甚至依然把国家弄成乱七八糟,不但白白辜负了千载一时的黄金时机,且将大大断送了今后的国运。”9月5日,《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编辑主任孔照恺、采访主任王文彬三人到红岩新村中共中央南方局办事处探望毛泽东,当面表达了“抗战胜利,国共两党能够合作,只要和平团结,不打内战就好”的愿望。9月20日,《大公报》在李子坝报馆宴请中共代表团一行,毛泽东、周恩来等应邀出席。席间,王芸生重提所谓共产党“不要另起炉灶”。毛泽东回答说:“不是我们要另起炉灶,而是国民党的炉灶里不许我们造饭。”对此,王芸生在1962年曾回忆说,毛泽东“当场驳斥了《大公报》站在蒋介石立场上的所谓‘不要另起炉灶’论。”这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本是可以理解的,没想到后来竟进一步传为“怒斥”、“痛斥”等等。实际上毛泽东回答王芸生问题时,态度相当友好,而且带有幽默的口吻,绝非后来所传"怒斥""痛斥"云云。且毛泽东所说的意思是,不是共产党不愿与国民党组成联合政府,而是国民党不愿。此话更非"怒斥"王芸生。相反,当时毛泽东还接受了王芸生的建议,告诉他:"我们对国民党只是有所批评,留有余地,并无另起炉灶之意。"

  王芸生听后说:"多年写社论没有方针,今后有了。"为此,他还曾主动向蒋介石做工作,推动尽早召开政治会议。这就是说,《大公报》有关和平、民主、团结与统一的呼吁在当时曾得到了毛泽东的赞同,王芸生等人也因此更坚定了主张和追求和平、民主、团结与统一的信心和决心。此外,当时《大公报》在报道重庆谈判时一律将之称为"团结商谈"、"团结会谈"等等,特别强调和突出"团结"二字,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大公报》的立场、观点和主张。

  我们在肯定《大公报》的上述主张的同时,也应看到其在当时是站在拥蒋的立场上主张和平、民主、团结与统一的,在客观上起到了为蒋介石帮腔,甚至是"替蒋催客"的作用。这一点不仅体现在有关"炉灶"的对话中,而且还体现在《大公报》的许多社评中。例如在《读蒋主席再致延安电》中,《大公报》强调:"这次抗战,我们是以全国一致的统一姿态开始的;现在胜利了,我们还应该以全国一致的统一的姿态来接受战果。"因此,对蒋介石所讲,"由盟军总部所规定的受降办法,'未便以朱总司令之一电,破坏我对盟军共同之信守',应请延安方面特别考虑尊重。""对国事尽可有异见,这一点实不可分歧。"现在,"抗战胜利了,但在胜利的欢欣中,人人都在悬注延安的态度。"好像能否实现和平、民主、团结与统一,就看中共和毛泽东的态度了。这显然是在"替蒋催客",偏袒国民党。难怪共产党讥讽《大公报》对蒋介石是"小骂大帮忙"。当时,《大公报》之所以在国共之间取中间偏右的立场和态度,这主要是其长期奉行的"国家中心"论所决定的。《大公报》一直视国民党蒋介石为国家的代表,希望中共"不要另起炉灶",而是在国民党蒋介石的领导下实现国家的和平、民主、团结与统一。当时,这种"既真诚地期盼和平、希望避免内战,又鲜明地站在拥蒋立场上为蒋介石帮腔。将这矛盾的两者组合在一起并表现出来,正是《大公报》区别于其他报纸的主要特征。"

  《大公报》社评对会谈纪要的分析与评价1945年10月10日,国共两党经过长达43天的艰苦谈判,签订了《会谈纪要》,公布了谈判结果。对此,中共《新华日报》发表社论称之为"和平团结、民主统一的基础",认为"这次会商的结果对于保障和平,推动民主,加强团结,促进统一都有积极的作用。""深信前途固然还会经过多少困难和迂回,但和平团结,民主统一,必能打破一切困难,通过一切迂回而大放光明,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是终究要实现的。"国民党《中央日报》对会谈结果也表示了一定程度的赞同,认为"这一结果固然还有不能尽满人意的地方,但内战之不至发生,却已有确实的保障,我们总也可以普告国人和关切中国问题的友邦人士,请其不必为和平将在中国遭遇危机而担忧了。"

  与国共两党机关报的积极评价相比,《大公报》在肯定会谈成果的同时,更表示出相当的担心。其在社评《团结会谈的初步成就》一文中写道:"我们检读《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一过,思绪起落,虽百感坌集,却一时难以一言说出满意或失望。我们实在对团结会谈太关切了,也太瞩望了,所以此刻读到一字一句的正式发表,只觉有极大的希望,而不必轻下断语。"

  紧接着,《大公报》社评对《会谈纪要》所载十二项内容分门别类地进行了分析与评价:"第一类双方完全同意的,是属于人民基本自由与基本权利方面的。包括人民自由问题、党派合法问题、特务机关问题、释放政治犯问题、地方自治问题等。""这五项是双方毫无争论而一致同意的,这都属于人民的基本自由与权利,我们以为这不必作为任何交换性质的条件,不需等待时间,政府即可立予实行,以示抗战胜利与民更始之诚。""第二类双方部分同意而待继续扩大商谈的,是属于政治民主化方面的。"包括政治民主化问题和国民大会问题。"这两点,是政治问题的重心,其所得的协议,可说是这次会谈中的最大收获。""第三类是现实的军政问题",包括三个方面:"关于军队国家化问题","双方同意组织三人小组进行之";"关于解放区地方政府问题,最为实际困难","这问题未得到结论,又不容久悬不决,以障碍和平建设,双方同意继续商谈";"关于受降问题","这是目前最尖锐最现实的问题","这一如同燃眉之急的问题竟未商得解决办法,不免令人失望。""综合以上三类问题,第一类无问题,应该至诚至速地付诸实施。第二类是政治上的大问题,皆关建国根本,前提同,认识同,虽有歧见,希望能由政治协商会议这一机构商得一套共同的办法。第三类是最现实最棘手的问题,复杂难决;但必须求得一个安顿,求得一个解决,才能真正避免内战的危险。"怎么解决?《大公报》指出,"我们对团结会谈所涉及的这一串问题,有一个看法,以为应该由安定实现建设民主着手。""只求现实得以安定,即请努力向民主开步,这是毫无危险的坦途。"不可否认,《大公报》对国共会谈成果所作的上述分析,从理论上讲也许有一定道理,但现实的问题不是堂皇的原则和美好的愿望所能解决的。

  • 责任编辑:董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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