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张学良绑架国家元首、三军统帅,震惊世界。“盖全世界之目光,刻正集中于中国。”[1]又转而送蒋,张学良为甚么要如此干呢?说法甚多,扑朔迷离。站在哲学的高度来看此问题,就清淅得多。连“杀父之深仇”也不能激发张学良“把脑袋拴在裤子上”,而愤起抗日。但是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张学良竟敢“把脑袋拴在裤子上”悍然劫蒋。究竟甚么事比“杀父之深仇”更揪动张学良的心,更能活化张的细胞、振奋张的神经、激荡张心灵呢?显然张学良决定劫蒋是因为他追求某一比“杀父之深仇”更能激荡他心灵的“大且伟”的目标。[2]
本文认真的分析张从豪情满怀的追求他的“大且伟”的目标而劫蒋;到无可奈何的失去此一“大且伟”而释蒋,以致“精神几临崩溃边缘”[3]的心路历程。
二,张学良从劫蒋到释蒋的心路历程
正如前一文《西安事变的策划过程》(更新稿附后)所说:“张学良劫蒋,是为了向莫斯科显示忠诚之举。”且张学良与中共的密电清楚地告诉世人:张学良劫蒋的唯一目的是:苏联对他们的“革命义举反应如何”?[4]因而,苏联的态度,左右张的决策以及蒋公的命运,也是张在西安事变过程中思想变化的关键因素。我们可将张在西安事变过程中的思想变化过程,归纳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对苏联援助抱高度期望期。
第二个时期,与张预期的完全相反,张不但没有盼到莫斯科的嘉奖电,反而听到莫斯科的谴责声。但张仍希望真的是像中共向他解释的那样,苏联谴责他,只是为了“应付外交”。[5]仍幻想通过中共,得到苏联大力支援,以能据西北称雄。
第三个时期,了解到苏联不会支持他们,没有苏联的支持,张无法在贫瘠的西北立足,据西北称雄梦也彻底破灭了。
笔者借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将这三个时期分别命名为:
第一个时期,“伟大的中国十月革命”,他们除用过此名称外,还用过“十二、十二革命”,[6]“革命义举”,[7] “划时代革命”,[8]以及“双十二革命”等等。
第二个时期,“西北大联合”。[9]
第三个时期,“兵谏”。[10]
1,“伟大的中国十月革命”
即张学良对苏联援助抱高度期望的时期。张学良以为蒋公两次抗议苏联侵吞我国北疆——蒙古,坚决扞卫我国领土完整与主权,必惹怒苏联,[11]成为苏联所痛恨的人。(笔者仅仅注意到这一事实,但与原作者理解完全不同,笔者认为张学良看到此后,立即决定利用此一“良机”,借苏联力量来推翻他最大的“敌人”——南京中央政府。妄图以蒋公的头为他借苏联之力的见面礼。)以及在他身边的中共宣传、鼓动家们的蛊惑下,以为蒋公与共产党“十年血海深仇”,是苏共眼中的“沙皇”,斯大林心目中的“樊于期”。代斯大林除掉他最痛恨的仇敌蒋介石,肯定会被斯大林视为推翻“中国沙皇”的“中国十月革命”,而取得斯大林的信任。从而“释苏前嫌,遂多年联苏的愿望。”[12]苏联红军将会像苏军驻新疆的著名“红八团”,帮助盛世才击败盛的所有政敌那样,帮助张学良打败中央军,各地方势力将会纷纷来附。“南京政府必将难以招架”而“分崩离析”。他张学良则可取蒋而代之。
时间:从张决定劫蒋,到十二月十六日。
张的目标: 火线入党,并“释苏前嫌”,从而在苏联大力支持,达到取蒋而代之,“由我(张学良)来干”的目的。(还准备“交人民公审”蒋。[13])
张的言论: 满口革命,且煽动群众仇视蒋,即“对内宣布蒋的罪行”。[14] (“对内”,指张以及中共各种活动份子组织,如“抗日同志会”,“西北各界抗日救国会”等组织的成员。)使西安地区偏激群众,相信蒋介石是耻国丧权的民族罪人,而“义愤填赝”,达到能公审蒋的程度。“对外宣传八项主张”。[15] (“对外”指西安一般群众,及全国媒体。)即用抗日爱国的口号、宣言、誓词,来掩饰他们“革命”(夺权)的本意。
对蒋处置:“交人民公审”。[16]
目前海峡两岸,以及海外学者(几乎)都认为: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与动机是“爱国抗日”。现有的出版物,异口同声的说,张劫蒋是为了“逼蒋抗日”。但是掌握了西安事变策划者们的语言奥秘后,就会发现,“爱国抗日”仅仅只是他们的障眼法。尽管他们用了大量的“爱国抗日”的口号、宣言、誓词,来掩饰他们“革命”(夺权)的本意。但是,只要人们认真的考察西安事变策划者们,在“爱国抗日”掩盖下的真实行动,仍可看清他们的真面目。如张劫蒋后,即刻密电中共报喜与邀功:“明确的宣称蒋介石是‘反革命’,要求红军准备与他‘共同行动’,‘首先打击胡宗南’”。[17]张在他们内部也称他们的行动为“十二、十二革命”,“革命义举”,[18]“划时代革命”。[19]即张仅仅在口上大谈“爱国抗日”;内心真正想干的是“革命”(夺权)。张希望通过劫蒋这样的“革命行动”,来向中共并通过中共向莫斯科表明他的心迹:他采取断然措施,逮捕蒋介石这个“反革命面目已毕现”的“反革命”份子,来显示他与反革命一刀两断,坚定的站在革命这一边。并不是张学良口上所说的“暂请介公留在西安,促其反省,决不妄加危害。”“我们这种举动对委员长是绝对无损的。”张的密电清楚的告诉世人,他劫蒋“纯粹是因为蒋‘反革命面目已毕现’,已没有办法与其理论。”[20]既然“已没有办法与其理论”,何来的“促其反省”呢?
张学良还以响铛铛的左派、革命者自居,怒斥蒋公“太落伍了”。[21]甚至要求加入共产党。[22]张还肉麻的称共产党人为同志。[23]直到张晚年仍说“可以说我就是共产党”。[24]他们早就选择被他们认为最有标志意义的日子——俄历十月起事,并尊“十月革命”的“导师”列宁,为他们的“导师”。[25]其意明显:他们要发动“中国十月革命”。中共中央受到斯大林严厉谴责后,直到十二月二十四日,派中共高级干部秦邦宪,劝说他们放弃原来的主张时。就针对性的指出:“西安事变,不是十月革命,这只是一种军事阴谋。”[26]众所周知,中共从来都非常重视保护左派革命积极性的。但此时,中共中央竟选用如此严厉的辞汇,来泼熄这群“激进份子”心中的烈火。可见当时在张周围的中共宣传鼓动家们,以及他们所影响的张手下的“激进份子”们,高烧到何种程度。秦邦宪还针对性的指出:“蒋介石不是沙皇”。[27]从另一方面证实,他们视他们的“双十二革命义举”,为推翻“中国沙皇”的“中国十月革命”。
可见张豪情满怀的发动的西安事变的初衷,绝对不是“兵谏”,而是“革命”。
经陈布雷整理的《西安半月记》中,虽出现“执礼甚恭”四个字。但蒋公曾私下透露:“西安事变之始,张之态度极凶恶。”[28]说明至少在“西安事变之始”,张并没有“执礼甚恭”。此时,张也仅仅担心“局势如何演变,还未敢定”。[29]而预留一手,没有把事做绝,但仍未能完全掩饰他发动西安事变的豪情与内心的期望。如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张在与蒋公对话过程中,在受到蒋公厉声呵叱,“张气少馁(的情况下仍有)‘余今发动此举,非叛变而为革命,交人民公断,请委员长退休,由我来干。’‘尔尚如此倔强乎!’”[30]还准备“交人民公审”蒋。[31]“十三日晚,张旋即出至大厅,似集多人有所商,声细不可辨,似有交人民审判之语。”[32]另据陈诚回忆:“十二月十三日张来,见面后说,委座脾气太坏,仍是开口骂人。实际上他太落伍了,什么礼义廉耻,这完全代表右倾份子说话。现在我要领导左翼份子抗日,他既不行,应该让我来干。”[33](张这段话清楚的表露出,他发动西安事变的豪情,与内心的期望。)又据孙铭九回忆:“(张见蒋后)劈头便说,‘你这回交给我做做看!’”[34](不少人说张学良对待蒋一直都“执礼甚恭”,从没有取蒋而代之的的意思。“由我来干”是蒋在他的《半月记》中编造出来的。孙铭九是张的亲信,总不会编造出同样的话来 “诬蔑”他的主子吧!孙的“劈头便说,‘你这回交给我做做看!’”[35]不就是“由我来干”吗!)以及据黎天才回忆:十一日晚,张电召他即刻赴张处,他赶到张公馆时已是十点多,张开门见山地表明自己的决心:“你前些天,不是劝我要做狮子,不要做绵羊吗?我现在回答你,从今天起,我要做狮子了。”[36]从蒋公、陈诚、黎天才以及孙铭九等多人的回忆,可清楚的看出,张豪情满怀的欲取蒋而代之。以及“委员长满脑筋都是岳武穆,文天祥,史可法,总觉赶不上时代”等等。[37]表明张以进步自居,并视他们的“双十二义举”为“划时代革命”的情怀。
我们知道,凡不合张口味的人,如杨宇霆、常荫槐、董道泉……早就被张惨杀了。张身边的激进份子们,是经过张精心挑选的亲信。他们是一群愿说张想说,但不便由张亲口说出的话,愿做张想做,但不便由张本人出面去做的事,能领会张学良意图的人。他们的言行,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张学良当时的想法。如到十二月二十四日,孙铭九已不再符合张已改变的想法时,张立即调谭海率军士队,代替孙铭九的卫士队负责蒋公的安全,就是例证。[38]
张学良申请加入共产党,未获莫斯科同意,故张急需有一惊人之举,以取得斯大林的信任。盛世才不就是以大量清除国民党,以及南京中央政府派往新疆的干部,争取到了苏联的信任,使苏联直接出兵帮盛世才建立起了在新疆的统治吗?既然劫蒋献蒋,是张显示忠诚之举,事前与中共商量,反而有损张的诚意,出其不意地送上一个大礼,更显忠诚,因而张学良劫蒋,事先未与中共商量。以致连中共驻张学良身边的联络员“刘鼎(都对张学良劫蒋)毫无察觉”。[39]
张学良劫蒋唯一目的是向莫斯科邀功,他满以为干了深得莫斯科欢心的大事,因而心急如焚的期待莫斯科的嘉奖。“唯一希望”,“尤愿知”,“格外关心”,“乞告”苏联对他们的“革命义举反应如何”。[40]他们甚至计划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七日公审蒋。[41]并为此做好舆论准备。如“张学良十分兴奋地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皮包来,‘这次我要说一说了,你们看究竟是谁不抗日,究竟是谁断送了东北。’说着拉开小皮包,从里面抽出一张电报纸,这是九一八日本侵略东北时,蒋介石命令张学良不要抵抗的电报。”[42]又如“我将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给我几件不准抵抗的密电,向全国公布!并将他交付由国人裁判!会场上随即响起裁判蒋介石的口号,并且在西安形成了普遍的舆论。”[43](张明知蒋没有给他下达不准抵抗的命令,张手上也根本就没有蒋的命令,却如此恶意的编造足月致蒋于死地的罪证,可见张的心邪恶到何种程度!那里有所谓“骨肉之情”,也间接证实张劫蒋当时,是准备置蒋于死地的!只是后来环境变化,使张不敢如此做而已。)张还横指蒋公是“断送整个国家于万劫不复之地”的“反革命”,“对于青年救国运动,则摧残备至”,要“用机枪扫射青年学生”。并誓旦旦的要“扫除”此一“用机枪扫射青年学生”的“自误误国”“份子”。他们的报纸,也为“交人民公审”,大造舆论。如《红色中华》的社论说:“蒋介石罪大恶极——十年反革命,五年卖国”;“蒋介石的罪恶滔天。他的罪状是数不尽的,他虽百死也不足以赎其罪恶于万一!我们要求把蒋介石交人民公审!”[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