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张学良绑架国家元首、三军统帅，震惊世界。“盖全世界之目光，刻正集中于中国。”[1]又转而送蒋，张学良为甚么要如此干呢？说法甚多，扑朔迷离。站在哲学的高度来看此问题，就清淅得多。连“杀父之深仇”也不能激发张学良“把脑袋拴在裤子上”，而愤起抗日。但是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张学良竟敢“把脑袋拴在裤子上”悍然劫蒋。究竟甚么事比“杀父之深仇”更揪动张学良的心，更能活化张的细胞、振奋张的神经、激荡张心灵呢？显然张学良决定劫蒋是因为他追求某一比“杀父之深仇”更能激荡他心灵的“大且伟”的目标。[2]
本文认真的分析张从豪情满怀的追求他的“大且伟”的目标而劫蒋；到无可奈何的失去此一“大且伟”而释蒋，以致“精神几临崩溃边缘”[3]的心路历程。
二，张学良从劫蒋到释蒋的心路历程
正如前一文《西安事变的策划过程》（更新稿附后）所说：“张学良劫蒋，是为了向莫斯科显示忠诚之举。”且张学良与中共的密电清楚地告诉世人：张学良劫蒋的唯一目的是：苏联对他们的“革命义举反应如何”？[4]因而，苏联的态度，左右张的决策以及蒋公的命运，也是张在西安事变过程中思想变化的关键因素。我们可将张在西安事变过程中的思想变化过程，归纳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对苏联援助抱高度期望期。
第二个时期，与张预期的完全相反，张不但没有盼到莫斯科的嘉奖电，反而听到莫斯科的谴责声。但张仍希望真的是像中共向他解释的那样，苏联谴责他，只是为了“应付外交”。[5]仍幻想通过中共，得到苏联大力支援，以能据西北称雄。
第三个时期，了解到苏联不会支持他们，没有苏联的支持，张无法在贫瘠的西北立足，据西北称雄梦也彻底破灭了。
笔者借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将这三个时期分别命名为：
第一个时期，“伟大的中国十月革命”，他们除用过此名称外，还用过“十二、十二革命”，[6]“革命义举”，[7] “划时代革命”，[8]以及“双十二革命”等等。
第二个时期，“西北大联合”。[9]
第三个时期，“兵谏”。[10]
1，“伟大的中国十月革命”
即张学良对苏联援助抱高度期望的时期。张学良以为蒋公两次抗议苏联侵吞我国北疆——蒙古，坚决扞卫我国领土完整与主权，必惹怒苏联，[11]成为苏联所痛恨的人。（笔者仅仅注意到这一事实，但与原作者理解完全不同，笔者认为张学良看到此后，立即决定利用此一“良机”，借苏联力量来推翻他最大的“敌人”——南京中央政府。妄图以蒋公的头为他借苏联之力的见面礼。）以及在他身边的中共宣传、鼓动家们的蛊惑下，以为蒋公与共产党“十年血海深仇”，是苏共眼中的“沙皇”，斯大林心目中的“樊于期”。代斯大林除掉他最痛恨的仇敌蒋介石，肯定会被斯大林视为推翻“中国沙皇”的“中国十月革命”，而取得斯大林的信任。从而“释苏前嫌，遂多年联苏的愿望。”[12]苏联红军将会像苏军驻新疆的著名“红八团”，帮助盛世才击败盛的所有政敌那样，帮助张学良打败中央军，各地方势力将会纷纷来附。“南京政府必将难以招架”而“分崩离析”。他张学良则可取蒋而代之。
时间：从张决定劫蒋，到十二月十六日。
张的目标： 火线入党，并“释苏前嫌”，从而在苏联大力支持，达到取蒋而代之，“由我（张学良）来干”的目的。（还准备“交人民公审”蒋。[13]）
张的言论： 满口革命，且煽动群众仇视蒋，即“对内宣布蒋的罪行”。[14] (“对内”，指张以及中共各种活动份子组织，如“抗日同志会”，“西北各界抗日救国会”等组织的成员。)使西安地区偏激群众，相信蒋介石是耻国丧权的民族罪人，而“义愤填赝”，达到能公审蒋的程度。“对外宣传八项主张”。[15] (“对外”指西安一般群众，及全国媒体。)即用抗日爱国的口号、宣言、誓词，来掩饰他们“革命”（夺权）的本意。
对蒋处置：“交人民公审”。[16]
目前海峡两岸，以及海外学者（几乎）都认为：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与动机是“爱国抗日”。现有的出版物，异口同声的说，张劫蒋是为了“逼蒋抗日”。但是掌握了西安事变策划者们的语言奥秘后，就会发现，“爱国抗日”仅仅只是他们的障眼法。尽管他们用了大量的“爱国抗日”的口号、宣言、誓词，来掩饰他们“革命”（夺权）的本意。但是，只要人们认真的考察西安事变策划者们，在“爱国抗日”掩盖下的真实行动，仍可看清他们的真面目。如张劫蒋后，即刻密电中共报喜与邀功：“明确的宣称蒋介石是‘反革命’，要求红军准备与他‘共同行动’，‘首先打击胡宗南’”。[17]张在他们内部也称他们的行动为“十二、十二革命”，“革命义举”，[18]“划时代革命”。[19]即张仅仅在口上大谈“爱国抗日”；内心真正想干的是“革命”（夺权）。张希望通过劫蒋这样的“革命行动”，来向中共并通过中共向莫斯科表明他的心迹：他采取断然措施，逮捕蒋介石这个“反革命面目已毕现”的“反革命”份子，来显示他与反革命一刀两断，坚定的站在革命这一边。并不是张学良口上所说的“暂请介公留在西安，促其反省，决不妄加危害。”“我们这种举动对委员长是绝对无损的。”张的密电清楚的告诉世人，他劫蒋“纯粹是因为蒋‘反革命面目已毕现’，已没有办法与其理论。”[20]既然“已没有办法与其理论”，何来的“促其反省”呢？
张学良还以响铛铛的左派、革命者自居，怒斥蒋公“太落伍了”。[21]甚至要求加入共产党。[22]张还肉麻的称共产党人为同志。[23]直到张晚年仍说“可以说我就是共产党”。[24]他们早就选择被他们认为最有标志意义的日子——俄历十月起事，并尊“十月革命”的“导师”列宁，为他们的“导师”。[25]其意明显：他们要发动“中国十月革命”。中共中央受到斯大林严厉谴责后，直到十二月二十四日，派中共高级干部秦邦宪，劝说他们放弃原来的主张时。就针对性的指出：“西安事变，不是十月革命，这只是一种军事阴谋。”[26]众所周知，中共从来都非常重视保护左派革命积极性的。但此时，中共中央竟选用如此严厉的辞汇，来泼熄这群“激进份子”心中的烈火。可见当时在张周围的中共宣传鼓动家们，以及他们所影响的张手下的“激进份子”们，高烧到何种程度。秦邦宪还针对性的指出：“蒋介石不是沙皇”。[27]从另一方面证实，他们视他们的“双十二革命义举”，为推翻“中国沙皇”的“中国十月革命”。
可见张豪情满怀的发动的西安事变的初衷，绝对不是“兵谏”，而是“革命”。
经陈布雷整理的《西安半月记》中，虽出现“执礼甚恭”四个字。但蒋公曾私下透露：“西安事变之始，张之态度极凶恶。”[28]说明至少在“西安事变之始”，张并没有“执礼甚恭”。此时，张也仅仅担心“局势如何演变，还未敢定”。[29]而预留一手，没有把事做绝，但仍未能完全掩饰他发动西安事变的豪情与内心的期望。如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张在与蒋公对话过程中，在受到蒋公厉声呵叱，“张气少馁（的情况下仍有）‘余今发动此举，非叛变而为革命，交人民公断，请委员长退休，由我来干。’‘尔尚如此倔强乎！’”[30]还准备“交人民公审”蒋。[31]“十三日晚，张旋即出至大厅，似集多人有所商，声细不可辨，似有交人民审判之语。”[32]另据陈诚回忆：“十二月十三日张来，见面后说，委座脾气太坏，仍是开口骂人。实际上他太落伍了，什么礼义廉耻，这完全代表右倾份子说话。现在我要领导左翼份子抗日，他既不行，应该让我来干。”[33]（张这段话清楚的表露出，他发动西安事变的豪情，与内心的期望。)又据孙铭九回忆：“（张见蒋后）劈头便说，‘你这回交给我做做看！’”[34]（不少人说张学良对待蒋一直都“执礼甚恭”，从没有取蒋而代之的的意思。“由我来干”是蒋在他的《半月记》中编造出来的。孙铭九是张的亲信，总不会编造出同样的话来 “诬蔑”他的主子吧！孙的“劈头便说，‘你这回交给我做做看！’”[35]不就是“由我来干”吗！）以及据黎天才回忆：十一日晚，张电召他即刻赴张处，他赶到张公馆时已是十点多，张开门见山地表明自己的决心：“你前些天，不是劝我要做狮子，不要做绵羊吗？我现在回答你，从今天起，我要做狮子了。”[36]从蒋公、陈诚、黎天才以及孙铭九等多人的回忆，可清楚的看出，张豪情满怀的欲取蒋而代之。以及“委员长满脑筋都是岳武穆，文天祥，史可法，总觉赶不上时代”等等。[37]表明张以进步自居，并视他们的“双十二义举”为“划时代革命”的情怀。
我们知道，凡不合张口味的人，如杨宇霆、常荫槐、董道泉……早就被张惨杀了。张身边的激进份子们，是经过张精心挑选的亲信。他们是一群愿说张想说，但不便由张亲口说出的话，愿做张想做，但不便由张本人出面去做的事，能领会张学良意图的人。他们的言行，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张学良当时的想法。如到十二月二十四日，孙铭九已不再符合张已改变的想法时，张立即调谭海率军士队，代替孙铭九的卫士队负责蒋公的安全，就是例证。[38]
张学良申请加入共产党，未获莫斯科同意，故张急需有一惊人之举，以取得斯大林的信任。盛世才不就是以大量清除国民党，以及南京中央政府派往新疆的干部，争取到了苏联的信任，使苏联直接出兵帮盛世才建立起了在新疆的统治吗？既然劫蒋献蒋，是张显示忠诚之举，事前与中共商量，反而有损张的诚意，出其不意地送上一个大礼，更显忠诚，因而张学良劫蒋，事先未与中共商量。以致连中共驻张学良身边的联络员“刘鼎（都对张学良劫蒋）毫无察觉”。[39]
张学良劫蒋唯一目的是向莫斯科邀功，他满以为干了深得莫斯科欢心的大事，因而心急如焚的期待莫斯科的嘉奖。“唯一希望”，“尤愿知”，“格外关心”，“乞告”苏联对他们的“革命义举反应如何”。[40]他们甚至计划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七日公审蒋。[41]并为此做好舆论准备。如“张学良十分兴奋地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皮包来，‘这次我要说一说了，你们看究竟是谁不抗日，究竟是谁断送了东北。’说着拉开小皮包，从里面抽出一张电报纸，这是九一八日本侵略东北时，蒋介石命令张学良不要抵抗的电报。”[42]又如“我将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给我几件不准抵抗的密电，向全国公布！并将他交付由国人裁判！会场上随即响起裁判蒋介石的口号，并且在西安形成了普遍的舆论。”[43]（张明知蒋没有给他下达不准抵抗的命令，张手上也根本就没有蒋的命令，却如此恶意的编造足月致蒋于死地的罪证，可见张的心邪恶到何种程度！那里有所谓“骨肉之情”，也间接证实张劫蒋当时，是准备置蒋于死地的！只是后来环境变化，使张不敢如此做而已。）张还横指蒋公是“断送整个国家于万劫不复之地”的“反革命”，“对于青年救国运动，则摧残备至”，要“用机枪扫射青年学生”。并誓旦旦的要“扫除”此一“用机枪扫射青年学生”的“自误误国”“份子”。他们的报纸，也为“交人民公审”，大造舆论。如《红色中华》的社论说：“蒋介石罪大恶极——十年反革命，五年卖国”；“蒋介石的罪恶滔天。他的罪状是数不尽的，他虽百死也不足以赎其罪恶于万一！我们要求把蒋介石交人民公审！”[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