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网

大公资讯 > 大公历史 > 洞见 > 正文

热闻

  • 图片

萧冬连:1978-1984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思路

1984年春节前夕,邓小平先后考察了深圳、珠海、厦门三个特区。回京后即提出对外开放是“放”而不是“收”的方针,建议扩大开放沿海城市。根据邓小平的建议,5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沿海部分省市座谈会纪要》,决定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由此掀起了中国对外开放的第二个高潮。

  本文从决策与实施互动的角度,描述1978―1984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思路的演进过程。中国的改革是自上而下发动的。改革的酝酿直接根源于领导层追求现代化的强烈愿望,这种愿望因来自内部(长期未能摆脱贫困)和外部(日益扩大的发展差距)的压力而强化。中国的改革不是依据理论预设,而是诉诸实践和试验,从局部开始,“撞击―反射”式地推进。从最初放权让利改革到确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改革方向,经历了重大的观念和理论的突破,包括激烈的争论。这种突破得益于理论界的不懈探索和领导人的正确决断。国际交往的扩大拓展了人们的视野,为反思中国体制弊端,探寻改革之道提供了多样性的参照物和丰富的思想资源。但是,改革思路突破最有力的推动,还是实践本身。改革的最初成效扩大了自身的支持力量。尽管理论上争论不已,改革和开放的实践却始终朝着市场化的方向发展,而市场机制一旦被引进,如果不受人为遏制,就会形成不可逆转的趋势,产生自我扩张的力量,对改革旧体制提出进一步的要求。初期改革在一些国有部门步履蹒跚,非国有经济却获得快速发展的历史机会,支持了中国经济的增长并导致结构性变化,初步形成体制内与体制外两种经济并存,计划内与计划外双轨运行的格局。这种情况及其带来的矛盾、摩擦和问题,推动决策者必须采取进一步的改革措施,寻求改革的整体突破。中国改革初期已经确定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改革的路径。

  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酝酿

  中国改革开放方针的酝酿可追溯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初,特别是1978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许多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政治领域,但最高决策层从一开始就意识到,摆在他们面前的最大难题其实还是经济问题。就是如何尽快恢复“面临崩溃的边缘”的经济,加快四个现代化建设,改善人民的生活状况。这不纯粹是一个经济问题,同时是一个严峻的政治问题。邓小平的一段话说得最透彻:“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能够忍耐多久,我们要注意这个话。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所以,一定要加速发展生产力。“这是最大的政治,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1)

  寻找中国经济更快发展的方法,首先是从拨乱反正开始的。“拨乱”是纠正错误,“反正”就是返回到过去正确的东西。经济领域的拨乱反正,就是要纠正在“文化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前形成的一系列“左”倾观点和政策,回到《论十大关系》、中共八大、两次郑州会议以及20世纪60年代初期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曾经提出过的现实稳健的观点上来,包括从来没有认真实行过甚至受到批判的一些观点和想法。1977、1978年拨乱反正涉及的重大问题有四个:一是纠正否定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错误观点,重新肯定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二是批判对所谓“资产阶级法权”和按劳分配原则的错误批判,重新强调按劳分配和物质利益原则;三是批判对“唯生产力论”的错误批判,强调生产力发展在社会主义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事实上提出了体制评价的生产力标准;四是提出按经济规律办事,提高经济管理水平。这些问题的讨论受到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等领导人的重视和肯定,特别是邓小平直接推动了这个讨论。(2)1978年5月5日《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贯彻执行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发表前,邓小平就看了两遍,并两次找起草者胡乔木、于光远、邓力群谈意见。(3)另一本影响很大的著作――林子力、有林著《批判“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最后也是因邓小平批示“可以出版”才得以正式出版。(4)这一时期,邓小平讲得最多的是按劳分配问题。在他看来,物质利益原则仍然是调动积极性以加快发展的最直接有效的手段。体现这种思路,1977、1978年调整了部分职工的工资,恢复了计件工资和奖金制度。

  经济体制改革正是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酝酿成熟的。在过去的经验中就存在一种改革的思想资源,中国是最早看出苏联模式存在弊端并决定改革的国家之一,虽然并不成功也没有贯彻到底。同时,拨乱反正也不止于回到过去。积极投入拨乱反正的不少人已经具备了改革意识。由拨乱反正走到改革是很自然的,是思想的自然深化。“从‘拨乱反正’到改革的一个重要环节是明确体制评价的生产力标准。”(5)以这个标准衡量,传统体制的弊端暴露无遗。生产力长期停滞和徘徊,是中国决定进行改革的主要推动力。有学者指出,从1957年到1978年国有企业经济效益呈现整体下降趋势,使国家财政困难日益严重,财政收入甚至几年出现负增长。1977年已经发展到极点。靠财政支持国有企业发展的老模式遇到了国家财政能力的制约,再也走不下去了。(6)过去20多年,中国走的是一条高速度、低效率;高投入、低产出;高积累、低消费的道路。如果说在毛泽东时代这种勒紧裤带搞建设的办法还可以勉强推行,那么“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就难以为继了。改善生活成为人民迫切要求,促使决策者另辟新路,实行战略调整和体制改革。

  同时,一个新的因素对中国领导人思考和决心改革起了重要作用,这个新因素就是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和重新认识。1978年春,以李一氓为团长,于光远、乔石为副团长的中共中央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回国后,代表团给中央写了报告。报告认为,斯大林试图把苏联经济体制模式强加给南斯拉夫,被铁托拒绝,导致苏、南关系恶化,南斯拉夫不失为社会主义国家,南共不失为坚持社会主义的政党。根据代表团的报告,中共中央决定承认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恢复和南共联盟的关系。只是不接受南斯拉夫的“自治制度”。这意味着,在社会主义模式的多样性问题上,中共中央的观点有了变化。这个认识的变化对于党内在思想上摆脱苏联模式的束缚起了作用。(7)

  影响更大的是1978年上半年的出国考察潮。当中国重新把实现四个现代化作为自己的最高目标时,中国领导人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国外,主要是日本和欧洲等发达国家。寻找利用外部资源(包括资金、技术、设备、管理经验)来提升自己的发展水平的可能性。决心“把世界最新的科技成果作为自己的起点”(8)。在中央决策层,对外开放的决心已经下定。他们思考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开放,而是怎么搞好对外开放。(9)先进技术设备的引进在1973年开始恢复,“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加快了引进步伐和规模。1978年5月17日,国务院决定成立以副总理余秋里为主任的引进新技术领导小组。在政治上,中国通向西方发达国家的障碍在毛泽东、周恩来手里开始打通。1978年,邓小平重新主管外交工作后,又在两个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一是中日缔约,一是中美建交。为了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1978年上半年派出多个经济代表团出访日本和欧洲一些主要国家。这是中国在封闭半封闭几十年以后,再一次打开国门看世界,再一次向西方学习。与近代中国被迫打开国门,以被动挨打的孱弱者姿态面对世界不同,这一次是以一个独立的政治大国的自信,主动采取“拿来主义”(10)。然而,外部世界的发展对中国领导人的思想冲击同样巨大。

  在这些考察中,影响较大的有3月至4月,林乎加率中国经济代表团对日本的访问;4月,国家计委和外贸部组成港澳经济贸易考察团对香港、澳门进行的实地调查研究;5月至6月,谷牧带领中国经济代表团访问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德国等西欧五国。各个代表团回国后,都向中共中央政治局作了汇报,并向中共中央、国务院写出考察报告。这些报告不仅提供了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的可能性,而且提供了这些国家经济发展和管理经济的经验。(11)访欧代表团的报告关于法国农场主不能把自己的农场随便传给儿子经营的例子给人很深的印象。为了保证农场的经营,法国政府规定,儿子要经营父亲的农场,必须取得农业学校的毕业证,还要在其他的农场实习两年,考核合格才能继承。这使大家认识到资本主义国家有些好的制度,值得借鉴。(12)这对“腐朽资本主义”的传统观念是一个冲击。这些考察强化了中国领导人的紧迫意识和改革意识,并为领导人提供了另一种视角。

  一系列出国考察带来的新信息,直接推动了国务院务虚会的召开。华国锋要求出国考察的人共同研究,提出几条,在国务院务虚,一面议,一面定了就办。(13)国务院务虚会由李先念主持,从7月6日至9月9日,断断续续开了两个多月,到会的有几十个人。参加会议的主要是国务院各重要部门的负责人,国务院副总理余秋里、康世恩、耿彪、谷牧、王震、陈慕华全都参加。会议的主题是研究加快中国四个现代化的速度问题。会上在发展速度和引进成套设备方面表露出急于求成的情绪,提出要组织“国民经济的新的大跃进”。然而,这次会议的意义在于它对经济管理体制改革问题进行了大胆、广泛的讨论。在国务院务虚会上有几个材料受到注意:一个是南斯拉夫考察结果;一个是谷牧访问西欧五国的报告;还有一个是胡乔木、于光远、马洪以国务院研究室名义写的《按照客观的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一文。会上的一些发言很有见解,如姚依林引用列宁的一句话“在狼群中要学会狼叫”,说明要了解资本主义,要善于和他们打交道,很有说服力。(14)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都很重视这次会议。在23次会议中,华国锋只有一两次没有参加,在会上发言和插话至少有13次。(15)这次会议虽然是务虚,不作决议,但9月9日李先念的总结报告,集中了会议的主要成果。报告提出,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勇敢地改造一切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不适应经济基础要求的上层建筑,放手发挥经济手段和经济组织的作用。报告批评说:“我国已经不止一次改革经济体制,并取得了许多成效。但是在企业经济管理体制方面,往往从行政权利的转移着眼多,往往在放了收,收了放的老套中循环,因而难以符合经济发展的要求。”提出“我们现在要进行的改革,一定要同时兼顾中央、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努力用现代化的管理方法来管理现代化的经济。”要坚决摆脱墨守行政层次、行政区划、行政权利、行政方式而不讲经济核算、经济效果、经济效率、经济责任的老框框,掌握领导和管理现代化大生产的本领,尊重客观经济规律。(16)胡乔木等撰写的《按照客观的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一文吸收务虚会的议论,修改后发表在10月6日的《人民日报》上,在国外引起重视,被看成是中国改革的重要信号。于光远评价说,国务院务虚会“可以看作党的高级领导人开始重视改革的―个具有标志性的事件”(17)。在国务院9月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上,进一步明确提出经济战线必须实行三个转变:从上到下,都要把注意力转到生产斗争和技术革命上来;从那种不计经济效果、不讲工作效率的官僚主义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转到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把民主和集中很好地结合起来的科学管理的轨道上来;从那种不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技术交流的闭关自守或半闭关自守状态,转到积极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利用国外资金,大胆地进入国际市场。(18)“三大转变”思想的提出,标志着关于经济体制必须改革的酝酿已经成熟。

  邓小平当然不是完全根据他人的汇报来判断世界形势的。邓小平非常清楚中国与世界的差距有多大。1978年,也是邓小平出访最多的一年。年初访问缅甸和尼泊尔,9月访问朝鲜,10月下旬访问日本,11月访问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次年初出访美国。邓小平如此频密出访,除了外交需要外,很重要的意图,就是要亲眼看一看世界现代化究竟发展到什么程度,寻找中国可以借鉴的经验。他自己的亲见,加上其他考察团提供的信息,强化了他的紧迫意识,也使他的改革思想更加清晰起来。他在9月访朝时同金日成说:“最近我们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们落后,什么叫现代化?五十年代一个样,六十年代不一样了,七十年代就更不一样了。”(19)朝鲜访问回国途中,邓小平在东北和天津等地反复地谈到中国必须改革。他说,中国的体制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是一种落后的东西。“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要来一个革命”。他说,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后,一定要按照国际先进的管理和经营方法来管理,“要在技术上、管理上来一个革命”,“现在我们的上层建筑非改不行”。(20)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说1978年在改革开放的大方向上酝酿已经成熟,不是指个别领导人,而是指多数领导人,包括华国锋。从这一时期华国锋的一系列讲话看出,他对经济改革有明确的积极的态度,而对引进先进技术的热情,更不让他人。只是与许多领导人一样,要求太急。除了中央高层对改革的酝酿以外,改革的原动力还来自一些地方领导人的主动和群众的自发行动。这主要反映在农村政策方面,1977年11月,以万里为第一书记的安徽省委制定的“六条”,1978年上半年以赵紫阳为第一书记的四川省委制定的“十二条”,都是从“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传统思路之外寻找农业的出路。其基本精神都是要松绑,给生产队以自主权,给农民以经营自留地、家庭副业、集市贸易和多种经营的自由。而少数穷极的农民利用这种已经松动的政治空气走得更远,开始秘密地搞起过去反复批判过的“包产到户”,如有名的安徽凤阳的小岗村。尽管他们只是为了找一条生活出路,未必理解他们的自发行动与一场改革有什么联系。但这也说明,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走上改革之路,具有深刻的内在根源。

  尽管改革在1978年已经酝酿成熟,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仍然可以认为是一个转折点,因为它以中央全会的权威形式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方针。当然,更准确地说,许多问题的解决是在全会之前召开的36天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的那篇著名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就是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的。他在谈到中国改革的紧迫性时说,“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21)。三中全会公报写道:“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22)

  • 责任编辑:陈永

人参与 条评论

微博关注:

大公网

  • 打印

数码频道

更多
参与互动
关注方式:
打开微信朋友们扫一扫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