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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延中:探索毛泽东晚年的生命焦虑

毛泽东为何在晚年频频地发动政治运动?他发动政治运动的频率是越来越高,从向党外转到向党内,一直持续逝世。

  毛泽东戎马生涯的特殊革命经历,使他的政治行为体现出较显著的“幸存者”心理情结。本文根据丰富的史料,对毛泽东晚年的政治举措进行了尝试性梳理,并通过对常常被研究者所忽略的常识性信息的再阐释,勾勒出了隐藏在历史运动表象背后的领袖意志之潜意识动机。这种对毛泽东晚年思想所做的心理史学和政治心理学分析,在我国同类专题的研究中,具有开拓性意义。

  引 言

  曾子墨:欢迎走进《世纪大讲堂》,这里是思想的盛宴,这里是学术的殿堂。中共中央新闻网最近刚刚公布了最新版的《毛泽东传》,这本书对于毛泽东临终前的心理活动也有很多的介绍,书中特别提到说对于死亡,毛泽东相当地坦然,而且早有预感。其实在多年的戎马生涯中,毛泽东曾经多次地和死神擦肩而过,但是对于死亡这个话题,他却从来都没有避讳过。那么,对于死亡,毛泽东到底有着怎样的看法?他的死亡意识在晚年又曾经怎样地影响过他的政治决策?有关这些话题,今天的《世纪大讲堂》,我们也非常荣幸地再一次邀请到了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萧延中先生。

  欢迎萧延中先生。欢迎您再一次来到我们《大讲堂》。我记得上次您在这里演讲的时候,给我们分析了毛泽东性格的成因,而今天我们要谈到毛泽东对于死亡的看法。我们也知道他一直都不害怕死亡,没有畏惧,这和他的性格成因之间,和他的个性有什么关系呢?

  萧延中:在心理学角度上,这些问题是连在一起的,就是说,他对于死亡的看法,实际上是他人格结构的一部分。我们知道,每个人有不同的生长的经历,这个经历塑造了他的人格。在深层的心理层面,必然关联到他对于死亡的看法。

  曾子墨:毛泽东他本人对死亡不惧怕,他个人对于生命是一个怎么样的理解呢?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还处于“文革”当中,当时大家就常常会说“毛主席万岁”这样的话,我不知道这和他对于生命的理解或者期盼有什么关系吗?

  萧延中:这种联系在心理学上叫做“预期”。毛主席对于他将来迟早有一天“要去见马克思”,这是他常说的话,有很清醒的认识。他曾经多次说过:“哪有不死的人呢?死神面前,一律平等,毛泽东岂能例外?‘万寿无疆’,天大的唯心主义。” 1975年10月1号,他老人家静静地在那坐着。据现在的回忆看,他那天没有读任何的书。我们知道,毛泽东是个手不释卷的人,不读书他受不了。但那一天他没有读书,而是坐在那静静地想,自言自语地说:“这可能是我过的最后的一个国庆节了吧?!”见此情景,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劝他说,毛主席你不要这样想,我们都盼你身体好,能够万寿无疆。这样毛主席才说了上面的那样一段话。[2]也就是说,他对于个体生命的极限,是认识得很清楚的。

  曾子墨:谢谢!那毛泽东在他生前喜欢听“毛主席万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这样的口号吗?

  萧延中:我觉得他喜欢听。

  曾子墨:是每个人都喜欢听吗?

  萧延中:从正常的心理的角度来说,谁都愿意多听好话,是吧。你可以容忍人家批评你,但在你心理的底层则是不高兴的。从正常人的心理推测,他肯定希望别人说“毛主席万岁”。所以,我觉得不应该怀疑他自己希望别人说“毛主席万岁”。只不过或许毛泽东想得更多,更深。他要鉴别,你说的那些“万岁”是什么意思?你为什么要说我万岁?所以,当有的人,像林彪,把“毛主席万岁”说到了极端的时候,反而引起毛泽东的高度的警觉,这是因为事情已经过头了,反而就不正常了。

  曾子墨:您为什么要选择政治心理学这样的一个视角研究毛泽东呢?

  萧延中:这可能是我个人对于政治学研究进路的一种体会和理解吧。一般来说,我们会把政治学研究的重点放到政治制度、政治理论和政治思想的方面去,而注意到政治心理学角度的研究成果并不多。尤其在西方现在他们的政治制度,经过几百年的发展以后,基本趋于稳定,有一套完备的机制,因此政治家在里面活动的余地很小,也就是说领袖的那种个人因素,在政治运作过程中给他们留的空间很小。按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无论是谁上台,他都得按照这个规矩走。但是中国政治的状态与此不大一样。可以说,从中国古代开始一直到现在,在国家事务中,政治家本身的素质和他们的特点,对于政治的发展起着比西方社会更为重要的作用。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在研究中国政治的时候,能不能不要仅仅老跟着西方的政治思路去走?要不要正视中国的政治现实是什么?尤其是大家都知道,像毛泽东这样的一个具有超凡魅力的政治人物,对于中国政治的影响是异常巨大的。既然要研究政治领袖的作用,那么心理分析就不能不成为一个视角。对于毛泽东这样的特殊政治领袖,就更是如此了。

  曾子墨:就您所知,在国内外同行中曾有过同样类型的研究吗?还是这是您的独创?

  萧延中:当然有,我可没那么大本事“独创”。有一段时间,大约在上个世纪40年代末期到60年代中后期,政治心理学在国外很流行,或说很时髦。主要动因可能与二战中出现了德国法西斯及其领袖希特勒有关。人们要问:一个以理性而享誉世界的日耳曼民族,产出过那么多严谨的大哲学家、大思想家和大文学家的民族,为什么会成为那个样子?进入70年代以后,虽然政治心理学不再那样时髦了,也可以积极地说是更谨慎了,原因可能跟这些研究中的某些作品的主观臆断性太强有关系,这在精神分析学派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但这方面的研究,特别是从认知路径的政治心理研究,不仅从未中断,反而更加深入了。在一本用精神分析方法研究毛泽东的较有影响的著作中,作者的第一句话就是“警告”,明确地告诉读者这只是一家之言。我想,我没有忘记这样的警告,也就是说,我认为政治心理学只是诸多的研究路径之一,而且它有自己的局限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样的探索没有意义。

  曾子墨:萧延中先生这些年来关注到毛泽东的死亡意识,同时也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那他取得了什么样的研究成果,特别是毛泽东的这种死亡意识与他晚年所发动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当中又有着什么样的关系?接下来,我想萧延中先生会在演讲当中告诉我们,我们掌声欢迎。

  一位时时与死神对话的天才

  今天和大家一起讨论一个不同寻常的话题,就是“探索毛泽东晚年的生命焦虑”。

  目前学术界对于毛泽东为什么在他的晚年,或者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频频地发动政治运动,尤其是1959年“大跃进”失败以后,他发动政治运动的频率是越来越高,而且从向党外转到向党内,一直持续到他逝世。如何解释毛泽东晚年这些做法的动因?他为什么要如此而为?现在学术界大概有四种基本看法。

  第一种观点是,毛泽东晚年骄傲了,违背了自己所提倡的“实事求是”的原则,这是一种说法。

  第二种说法,就是毛泽东为了防止中国社会主义国家变质,因此他采取了一种不适当的调整的措施。也就是说,他主观愿望是好的,但是其客观效果是不好的,这就是第二种说法。

  第三种说法,毛泽东晚年专横跋扈,独断专行,他听不得不同意见,甚至打击报复自己的对立面。

  第四种观点认为,毛泽东狂妄自大,工于权术,因此他的政治行为已离开了政治道德的基本准则。

  现在这个四种说法,我们可以分成两类,前两类是比较正面的,后两类是比较负面的。对于这样的一些看法,我觉得不同的研究方式及由此做出的某种解读,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对此我们不多做评说。这里,我们只把研究的关注点聚焦到“领袖意志”背后的那个潜意识的动机上去。

  毛泽东和其他人的生命经历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首先我们看,毛泽东这一辈子,他的生命历险的次数,是和常人比较起来是非常地多,所以他比常人有更多的机会去体验一种死亡的感觉。我拿的这本书,叫做《毛泽东的三十历险》,是一本通俗性的小册子,但是史料的基础是有的。现在我们看到,毛泽东的经历可以叫做死里逃生,是吧,马上就快不行了,但是一转眼又没事了。这样的事情在他的生命经历中出现了至少三十次以上,这是我们一般人都是很难经历到的。比如1935年5月26号,这一天,红军长征,刚刚渡过大渡河,在行军的过程中间遭遇到飞机的轰炸。当时很突然,飞机就来轰炸了。毛主席的警卫员一看很紧张,一下就把毛泽东推倒了,扑在他的身上。炸弹炸了以后,毛泽东的卫士长,叫做胡昌宝,当场牺牲。毛泽东后来回忆,1965年1月9号对斯诺讲,“我这辈子没有希望了,我快见上帝了,…… 我准备了好多次了,就是不死,有什么办法!多少次好像快死了,包括你说的战争中的危险,把我身边的卫士炸死,血溅到我身上,可是炸弹就是没打到我。…… 好多次。在长征路上也有一次,过了大渡河,遇上飞机轰炸,把我的卫士长炸死,这次血倒没有溅到我身上。”[3]另外,像1948年4月,当时胡宗南进攻延安,毛泽东紧急转移,转移的时候开着汽车。走到今天我们说的圣地也是五台山,那个地方路很滑,下边就是山涧。车开到那,在拐弯的时候,司机发现这个车刹失灵了。当时非常危险,司机快急死啦!最后左弄右弄,最后终于把车刹住了。他的第一句话就是说:“毛主席赶快下车!”毛泽东下车后大概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拍拍司机的肩膀,这人叫周希林,说“希林你救了我一命”,然后扭头就走。周希林下车一看,他的那个车轱辘,前车轱辘的一个轱辘已经有半个轱辘悬在山崖边上了。[4]

  其次,毛泽东还有一个生命经历和别人不一样,就是在革命生涯的数十年间,毛泽东至少有六位亲属,先后遇难。这些亲属是,毛泽东的两个同胞兄弟毛泽民(47岁)和毛泽覃 (30岁)、毛泽东的结发妻子杨开慧(29岁)、毛泽东的嫡长子毛岸英 (28岁)以及毛泽东的堂妹毛泽建(24岁)和毛泽东的侄子毛楚雄(19岁)。六位亲属,先后遇难。对于一个有血肉之躯的个体和具体的家庭来说,我们用“家破人亡”来描述这种焦虑,把这称之为“灾难”,我想是应当能被人们接受的。我们知道,像毛泽东的大儿子牺牲在朝鲜战场上,毛泽覃的儿子,毛楚雄年仅19岁就牺牲了。所以我们说,他的这样一种生命经历和别人也不大一样。

  最后,我们也注意到,毛泽东的著作多次涉及到死亡的主题。例如,毛泽东著名的政治散文,就是那时人们常说的“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今天我们看到这样的散文,叫做深沉酣扬,激荡心扉。为什么会写成这样的文章呢?原则上,这样的文章都是为了祭祀而做的。《为人民服务》是由于张思德烧炭那个煤炭窑塌了牺牲,毛泽东所做的悼词。这一天毛泽东交代,一定要把张思德的尸体拉回来,因为他烧炭的那个地方离延安还有很长距离,冬天的时候把那个尸体再拉过来要费很大的劲,所以当时有人建议就地掩埋。毛泽东说:张思德是四川人,他没有死在家乡,难道今天我们就让他死在乡野吗?要把他拉回来,要换新衣服,我要亲自讲话。这样,拉回来以后的第二天毛泽东亲自讲话。据当事人回忆,毛泽东没拿稿子,《为人民服务》就是当时站在那的一个即兴发言。[5]其中引用了司马迁《史记》上那句著名的话,“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毛泽东发挥说:“为人民的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6]《纪念白求恩》也是如此。至于《愚公移山》,则是中共七大的闭幕词。在致闭幕词之前刚刚举行一个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的烈士们致哀的仪式,这个仪式结束以后毛泽东紧跟着致了大会闭幕词。我们这代人可能都还记得,他引用了愚公本人“我死了以后有我的儿子,儿子死了,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这样的话。[7]这里透露出了毛泽东观念中“死亡”与“不朽”之间的相互关系。

  所以我们说,从上面这三个方面看,实际上毛泽东和死亡的问题是直接相关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毛泽东是一位时时与死神对话,但又同时是一位时时挑战死亡焦虑的天才。在这里我之所以使用“天才”这样的字眼,就是要在修辞上强化毛泽东经历的特殊性。

  • 责任编辑:董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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