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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落的一代:"文革"时期知青问题产生很多腐败

 《潘鸣啸:追寻中国知青那“失落的一代”》

   潘鸣啸(Michel Bonnin)喜欢在上衣口袋里插一支钢笔。

  近年来,他频繁访问中国,发现他的中国同行大多住上了大房子,但他还是乐得在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做一个讲授中国当代史的穷教书匠。

  祖上是巴黎远郊的农民,自诩“老外老三届”的潘鸣啸上大学时迷恋法国古典哲学、萨特和印度宗教、毛泽东,也介入了1968年的“五月风暴”,但“没有参加毛派”。1971年至1976年,潘鸣啸来香港半工半读,在那里开始接触从中国内地偷渡来港的知青以及他们创办的《黄河》杂志,并开始做他们的口述史。1978年,他和法国的记者朋友合作出版了较早关注中国“上山下乡”运动的《20岁在中国农村》,引起不小反响。比当时来中国内地留学却难以直接接触普通民众的法国留学生幸运的是,潘鸣啸“在香港完全渗入了中国社会,和中国人住在一个楼,后来还娶一个中国妻子”。

  自此,潘鸣啸放弃当代儒学再评价的博士论文课题,转而集中研究“上山下乡运动”。

  潘鸣啸开始收集和研究在中国通过公开渠道传播的各种官方文件、报刊杂志、知青文学以及西方学者的研究论文、著作,对阿城、梁晓声、芒克、张承志、张抗抗、张辛欣和北岛等有下乡经历的作家进行口述采访。1989年4月,其博士论文的要点在知青作家韩少功主编的《海南纪实》杂志上刊发,这篇《改造一代人战略的兴亡》成为此后中国蓬勃兴起的知青运动研究的必备参考文献。

  2004年,潘鸣啸博士论文的单行本在法国出版;2009年,其中文繁体字版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今年初,《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1968-1980)》的中文简体版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有机会了解潘鸣啸多年研究心得的不止那些远赴法国的中国留学生了。2010年夏天,潘鸣啸再次来到中国,参加《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1968-1980)》的发布会,并在《看历史》杂志和三味书屋分别发表主题演讲。

  国内研究知青运动着力最深的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徐友渔和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刘小萌也参与了他的部分学术活动。徐友渔盛赞:“本书对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作了全方位研究,指出其动因不仅在经济人口方面,也在政治方面,论述之广泛,分析之深入,构成了当代中国史研究重要的一章。”

  西方学者在上山下乡运动研究领域最引人注目的曾是美国学者伯恩斯坦(Bernstein)和德国学者史查平(Scharping),他们研究的时段分别是1971年至1973年和1955年至1980年,均认为减轻城镇就业压力是这场运动最主要的动机。但潘鸣啸的研究显示,“那10年间共有1400万人招聘进城,其中600万是知青,800万是农民”,“在那期间进行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城乡劳动力大交流,双方都涉及至少800万人”。因此,潘鸣啸认为,上山下乡运动有四个动机,分三大类:意识形态动机(改造青年思想及消除社会分工)、政治动机(恢复秩序及强化毛泽东的领袖魅力)、社会动机——积极的(发展农村和边疆地区)、消极的(限制城市人口增长和解决失业问题)。

  近期,笔者专访了潘鸣啸。

  很多年轻人觉得现在中国有些腐败的现象,在毛泽东的时候腐败现象就很少。事实上,如果你研究这个“上山下乡”,就会发现不是这样,那个时候也有很多问题很多腐败。因为有一些太想离开农村的人,找各种各样的办法,如贿赂医生,开一些有助于回城的证明;贿赂干部,让他把你送回城市。所以,不要太美化1970年代。

  读书报:您的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分别是中国语言与文化学以及历史学,我在您对有关知青运动的“几个词语的诠释”中看到了这种训练的成果,比如您谈到从“下乡上山”到“上山下乡”的词组变化,您分析说“可能政府当局想借此突出运动的光荣崇高的英雄性质(毛泽东的诗词经常高调颂赞崇山峻岭),同时也可以让那既不好听又不得人心的‘下’不那么刺耳。”

  潘鸣啸:强调光荣的一面,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只是一种感觉,不能保证是对的,但是我找不到别的解释方法。一个学者研究中国的政治,就要研究中国的语言。专门有人做这方面的研究——媒体研究,对语言很重视,你要注意一个字的差别有很大的意思区别。“上山下乡”有意思,不仅是经济方面、政治方面,连语言方面也是很有意思,很多年轻人都不懂什么是“插队”。

  读书报:如果把“上山下乡”运动分成几个大的段落,您会怎么分?您的著作首先吸引我的正是时段划分的特殊,因为中国官方的前国务院知青办的老干部们在他们编选的《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和《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中,都认为这场运动是从1955年开始到1981年结束,分为探索、“在全国有计划地展开”、“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政治运动”和“重大历史转折”四大阶段,大作为什么偏偏把起始点选在1968年,结束的年份为什么又是1980年?

  潘鸣啸:我的博士论文的导师觉得论文题目太大,要选择特定的地区或时间。我选择了1968年以后的运动,和“文革”前有很多不同的特点,政治意义有很多方面不一样。论文后面谈了演变,采访的人大部分是1968年以后的知青。“上山”我们一直以为是毛泽东的创意,其实是赫鲁晓夫的。斯大林死了以后,觉得苏联的农业不行,发展阿萨克斯坦,组织受过农业方面训练的年轻人、共青团的干部去那边开垦,以解决苏联的农业问题。

  中国也这么做,组织共青团的年轻干部去北大荒开垦,第一次把城市的青年派到农村,后来也有别的地方来的。不仅是开垦的工作,也为了解决城市就业的问题,这点和苏联不一样。大跃进导致城市粮食不够,很困难,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把很多人赶到乡下。1962年到1966年,“上山下乡”运动解决城市就业问题的作用比较大,大部分是家庭背景不太好的人被派到乡下。出身不好的人压力很大,很难得到城市国营企业的工作。

  后来,因为“文革”开始,完全中断了这个政策,反而是1966年以前下乡的知青趁机回来了。1968年,毛泽东觉得红卫兵运动应该结束了。另一个问题是应该恢复秩序了,没有找到新的政治模式。比较固定的秩序,不需要红卫兵运动,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是解散红卫兵,将他们分配到农村。

  学校停课了,毛泽东决定恢复秩序,恢复教学。对1966年毕业那批人来说,工厂没有好的工作,没有那么多位置,不雇佣新的工人。当时这些年轻的红卫兵、学生留在城市,几年内也能解决就业问题的,但毛泽东的意见是快速地把他们遣散走。“上山下乡”运动不仅要解决这个短期问题,对毛泽东来说,有更深的问题。他当初就担心中国的未来,是否能培养好革命的接班人——老一辈价值观的接班人。

  读书报:您认为“解决城市就业及人口过剩”不是“上山下乡”运动的决定性动机,那它为什么这么多年一直是解释这一运动最流行的说法?

  潘鸣啸:这个问题很复杂,不应该简单化。我的书里面分两个不同的思维逻辑,一部分是务实派的,比如周恩来、刘少奇,他们解决具体的问题,是搞计划经济的领导,与毛泽东的思维逻辑不一样。他们互相需要,互相妥协。

  务实派在“文革”的高潮年份认为应该解决就业问题,那是一个办法。可是他们怎么可以动员那些年轻学生呢?他们只能用毛泽东的思想、威望,用毛泽东那些比较大的理论来说服这些年轻的学生离开城市。

  毛泽东是有不同的思维逻辑的,他的那些宣传是真的重要,他希望中国按照他的计划发展,不是搞温和的经济发展,他要继续革命,他最主要的理论之一就是“继续革命”。这个很重要,可是他也需要这些务实派的领导,他一个人可以号召,还需要这些干部来组织安排、解决问题。所以,他们两方面都需要合作,这个运动变得很复杂,至少有两个逻辑。而且,后来也有知青本身的要求、问题介入其间,这些问题对领导变成压力。

  我第一部分是讲动机的问题;第二部分是讲政策演变。但只看领导那边的思想,不能了解运动的命运和历史过程。要看实际的参加者即知青本身,他们究竟是怎么样的。我第三部分就是讲他们的经历,而且是最长的一部分,因为他们的经历有很多方面。第四部分讲他们的抵制,这方面中国学者可能没有太注重。你不懂他们的抵制,就不能了解为什么这场运动突然后来在1978年、1979年一下就断了。

  有时候,很多年轻人觉得现在中国有些腐败的现象,在毛泽东的时候腐败现象就很少。事实上,如果你研究这个“上山下乡”,就会发现不是这样,那个时候也有很多问题很多腐败。因为有一些太想离开农村的人,找各种各样的办法,如贿赂医生,开一些有助于回城的证明;贿赂干部,让他把你送回城市。所以,不要太美化1970年代。

  • 责任编辑:董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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