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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波:邓小平的三个历史角色

  他对傻子瓜子年广九的处理方式就很让人印象深刻。年是安徽芜湖的一个小业主,1979年,因为生产兴隆雇佣了10来个雇工,国内媒体开始热烈争论他是不是个资本家,是不是在搞剥削。这是一个看上去很小,但其实却很严重的争论,当时国内类似现象已非个例。如果认可,则违背《资本论》的“经典论述”,如果堵死,则民间经济发展无从谈起。邓小平用的办法让所有人都感觉意外,他说,“不能动年广久,一动就人心不安,群众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第二年又有人将年案上报到他那里,他只批了6个字,“放一放,看一看”。

  这一放就是7年。到1987年,雇工超过8人的民营工厂比比皆是了,在那一年的中央5号文件中,私营企业的雇工人数才被“允许”彻底放开。

  1984年,邓小平第一次南巡,当时,关于特区的争议如火如荼,有人报告中央,在深圳特区,除了五星红旗是共产党的,其他都已经变色了。在考察期间,邓小平马不停蹄走遍特区,一路上不讲话,不表态,参观时也很沉默,不露声色。到蛇口工业区时,袁庚汇报说,他们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作为整个工业区的口号。在那时,这也是一个很敏感的、明显带着铜臭气的口号。袁庚当场“将军”,自然希望老人家给一个明确的肯定。然而,邓小平眉毛一动,欲言又止。机灵的袁庚只好用自问自答的语气说:“不知道这个口号犯不犯忌?我们冒的风险也不知道是否正确?我们不要求小平同志当场表态,只要求允许我们继续实践试验。”

  此言一出,全场大笑。主政深圳的梁湘一路陪同,总是希望邓小平给予一个肯定的意见,邓小平对他说:“这个地方正在发展中,你讲的这些情况我都装在脑子里,不过不发表意见。”

  稳定者

  邓小平逝世后十年,中国商业环境的变化早非昔日可比,但是,最重要的变革脉络和逻辑却似乎仍然未改。

  中国之崛起终于成为了公认的现实,如今它已经是全球第四大经济体:国有企业的改革命题在他去世十年后已经告一段落,或许如今形成的格局非当年所想,但是其大舍大得之策略却颇得真传;上海的繁荣也是邓小平晚年最关注的命题之一,他对这座城市所寄予的厚望正在变成事实。

  不过十年以来,很多他没有看到的事件也正在考验着后来的中国改革者。他没有看到亚洲金融风暴的惨烈,没有看到人民币面临升值的惊险,没有看到垄断性行业次第开放过程中的种种曲折,也没有看到互联网经济对全球和中国的冲击。

  中国仍然在“历史的三峡”中航行,我们也许将一帆风顺,也许将遭遇更险恶的激流。然而,邓留给中国的“思想遗产”,即仍然散发光芒。从1978年到1997年的二十年中,邓小平思考中国问题的起点始终是“中国不能乱”。这也是中国改革最后走上了一条非比寻常的渐进式道路的原因。

  他在晚年更是一再提及“稳定压倒一切”、“共同富裕”以及“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等重大议题,这些思想与当今中国打造“和谐社会”的理念宛若一体。

  1986年9月,邓小平在谈论中提及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他当时完整的表述是:“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至今我们仍然艰难地行走在他的这段语境之中。

  • 责任编辑:雨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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