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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抗的政治:毛泽东的第三世界视野

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首次公开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号召联合起来反对霸权主义。

  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首次公开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号召联合起来反对霸权主义。

  1.

  所谓"冷战史研究"兴起于冷战结束后的美国。大量的研究在美苏争霸这一基本框架下,意图为苏联解体和美国世界霸权形成提供战略史式的讨论。也有史家希望通过陆续解密的英文及俄文档案,还原在冷战背景下的诸多"事件"的"历史事实"。在这种理论眼光的影响下,在20世纪后半叶占据重要地位的"第三世界"国家,则被放在了冷战史研究的附属位置。"传统"冷战史学者对于中东及海湾地区问题的关心,很大程度上集中于巴以问题、埃及民族主义运动、伊朗革命、两伊战争、及几次中东战争这些重大"事件"中。并意图用诸如"代理人战争"(Proxy war)之类的概念,在这些重大事件中梳理出一条美苏争霸的历史线索。同样的,这种历史观也深入到了对于诸如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苏分裂等重大事件的讨论里。在这条线索之外的诸如苏联入侵阿富汗等事件,在后冷战时期的历史叙述中,被看作与匈牙利事件等事件一样,是共产主义世界霸权扩张,及苏联沙文主义的表现。

  不可否认,在史料挖掘与战略研究方面,这种研究走向提供了不少具有重要价值的研究成果。但是,这种历史叙述模式却忽略了一个笼罩在自身的历史问题。即冷战史研究作为一个后冷战时代意识形态产物的事实。在这一模式下,我们无法看到中国与苏联之间在针对"第三世界国家"政治立场上的差异,也更无法看到在与第三世界国家的交往中,所产生的那种不同于苏联及美国霸权主义模式的国际主义政治。事件史式的冷战研究还面临另一种窘境,即一手材料的局限。上世纪90年代,随着冷战结束而兴起的冷战史研究,其研究者多来自于国际关系与政治科学背景。而其研究方法及问题意识也更多产生于国际关系理论内部。同时,冷战史研究与美国外交政策分析关系密切,因此,其"古为今用"的目的意识从一开始便萦绕着冷战史研究的学术机制。除了几个重要的美国冷战史研究中心及智囊机构之外,欧洲各个大学及智囊机构所进行的冷战史研究,也具有明确的目的意识,从本国本地区外交史及外交战略发展眼光出发,以期为当代国家或国家联盟的外交政策提供意见和理论基础。然而,在冷战史研究起步较晚的中国,这一以本国本地区为中心,对于外交政策进行研究讨论的问题意识似乎还不甚明确。在为数不多的讨论中国冷战时期与周边国家关系的研究作品中,对于新中国外交政策,特别是毛泽东时期外交思想的研究,还多停留在"冷战在亚洲"这样的视野之中。而对于中国在20世纪中叶第三世界国家民族独立运动及反霸权主义政治中的作用,以及其独特的战略思想的考察,却略显欠缺。

  相反,一些阿拉伯与非洲裔学者,出版于冷战时期的英文研究著作,却显示出了对于中国1950-70年代,针对第三世界国家外交的独特性问题的关注。在这些研究中,毛泽东所提出的包括"人民战争"、反对"霸权主义"与"民族解放运动"辩证关系问题、以及"第三世界"观念的问题等等,均在中国针对非洲及阿拉伯国家的外交政策分析中得以相对理论化的展开。这些研究出现在冷战结束之前,且大量为今天一些冷战史研究者推崇的"解密档案"也不能随意供研究者取用。而这类研究明确的问题意识,却得以让他们的讨论呈现出独特的价值。从而避免陷入如霍布斯鲍姆所批评的历史学家对于"渺小"(trivial)事件的偏执中去。

  实际上,以美苏争霸为轴心的冷战史叙述模式一方面充满着后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色彩,另一方面,也无法真正在理论上为90年代之后世界格局的变迁提供一个连续的历史脉络。更无法真正让冷战史、20世纪民族独立及革命史、以及19世纪殖民史为理解今天的问题提供思想基础。从今天世界各个角落中广泛兴起的民族甚至是民粹主义倾向,肆意蔓延的恐怖主义,日益加大的地区及贫富差异,再到具体的诸如阿拉伯世界的动荡及军事化、巴以冲突的僵局、中国崛起与周边国家关系、和朝鲜核武器问题等,都无法在传统的冷战史及后冷战时期国际关系结构的理论叙述中得到很好的解答。

  • 责任编辑:胡小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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