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反”“五反”时期的宣传画（来源：资料图）
本文原题：《毛泽东与“三反”、“五反”运动》
“三反”“五反”运动是建国初期继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之后进行的又一次社会改革运动，是我党执政后，惩治党内腐败现象的一次成功实践。“三反”“五反”运动为荡涤旧社会遗留的贪鄙奢靡风气，树立艰苦奋斗、勤政廉洁的优良作风，为国家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起了积极作用。
一、“三反”“五反”运动的历史背景
建国初期，社会矛盾特别复杂。由于旧社会遗留恶习和党内的骄傲自满，各地党委普遍反映党政机关中存在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严重情况。
1951年10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研究有关朝鲜战局的各项问题。依据毛泽东提出的“战争必须胜利，物价不许波动，生产仍须发展”的方针，会议确定从几个方面解决财政困难，即：节约兵力，整编部队；精简机构，精简人员；收缩开支，清查资料；提倡节约，严禁浪费等。在随后召开的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毛泽东向全国发出“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号召。一场轰轰烈烈的爱国增产运动由此展开。
1951年11月，东北局书记高岗在有关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报告中总结了东北地区的经验，还例举了运动中揭发出来的一些丑恶现象。如：沈阳市在部分单位中揭发出3629人有贪污行为；东北贸易部检举和坦白的赃款达5亿人民币（旧币1万元等于1元）；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也很严重，东北铁路系统积压上千亿元的材料无人处理。
在增产节约运动中暴露出的一些问题，本来是意料之中的。但作为当时各方面工作开展得比较好的地区之一的东北，在运动中竟暴露出这么多的问题，让毛泽东深感事情严重。这里反映出来的问题决不只是一个地区的，而是全国性的。11月2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转发东北局的报告中强调“在此次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同时要求各地各部门将有关情况及时向上级和中央报告。
11月30日，毛泽东转发了两个报告，一个是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报来的。毛泽东在批语中说“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采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才能克服二中全会所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现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另一个是来自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的报告，例举了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专员张子善严重贪污浪费的事实。毛泽东在转发批语中写道“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这表明，毛泽东决定通过“三反”斗争惩治党内已经滋生起来的腐败现象。
二、全国范围的“三反”运动迅速开展
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毛泽东在加写的一段话中指出：“自从我们占领城市两年至三年来，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现在是全党动员切实执行这项决议的紧要时机了。再不切实执行这项决议，我们就会犯大错误。”这个指示发出以后，全国范围的“三反”运动正式开始。毛泽东在同年12月8日为中央起草的《关于三反斗争必须大张旗鼓进行的指示》中进一步指示：“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和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一样的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直到枪毙一大批最严重的贪污犯。”在全国开展群众性的检举运动，对贪污腐化分子形成强大的威慑力量。
时至1952年1月中旬，毛泽东认为，很多地方“三反”斗争仍没有真正发动起来，大小贪污分子和浪费现象远远没有揭露出来，继续要求“务将一切贪污分子追出而后止。”他连续几个晚上召集会议，研究和部署“三反”运动，以期把这一运动更加深入而广泛地开展起来。这一系列会议之后，全国“三反”运动迅速进入一个新阶段，就是集中力量打“老虎”（“老虎”是当时人们对贪污犯的称呼），迅速把运动推到高潮，甚至提出不少缺乏根据的打虎指标。由于自上而下地压“打虎”指标，而且有层层加码之势，一些地方出现了偏差，甚至用刑讯逼供的办法打出了一些假“老虎”。毛泽东发现这些问题后即指示：必须严禁逼供，纠正错误。
从3月起，“三反”运动开始进入定案处理阶段。毛泽东在中央转发的一个报告中批示：“现当‘三反’运动进至法庭审判、追赃定案的阶段，必须认真负责，实事求是，不怕麻烦，坚持到底，是者定之，错者改之，应降者降之，应升者升之，嫌疑难定者暂不处理。总之，必须做到如实地解决问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批语，对于纠正“三反”中的错案起到了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