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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警视厅是如何搜集到中共一大情报的?

93年前的今天,19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纪念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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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这次大会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明确党的名称是“中国共产党”。

  1921年7月30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在召开,突然一个身着灰布长衫的中年男子从虚掩的后门闯了进来。

  机警的李汉俊连忙拦住他,问他找谁,来人声称找“社联的王主席”。李汉俊告诉他“社联”不在此楼,要他离开,但此人却站定环视四周后方才离去。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建议立即休会,“分途”转移他所。代表刚刚转移十几分钟后,大批巡捕包围了住宅。

  为什么中共代表大会上会出现敌探?消息是如何被侦查到的?请看国家行政学院刘峥教授的解读……

  日本提前得到准确情报

  据日本历史学家石川祯浩的著作《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记载,就在中国共产党宣布成立之时,日本警视厅已经得到了准确的情报:

  6月末得到的情报说,“上海支那共产党”近期将召集各地(北京、上海、广州、苏州、南京、芜湖、安庆、镇江、蚌埠、济南、徐州、郑州、太原、汉口、长沙)代表开会,日本人也将参加。

  文章接着分析说:

  这份情报虽然把预定开会日期误作“6月30日”,但仅仅与准确开会日期相差无几,开会地点却是准确无误的“上海法租界贝勒路”,即现在的中共一大会址所在的“黄陂南路”,不见得是虚报。

  与历史相对照,这份情报无疑是“相当”准确的:“上海法租界的贝勒路树德里3号”即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现兴业路76号)——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会址。“包打听”和后来的巡捕闯入的时间也正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之时。

  那么,当时的日本情报机关是如何侦察到这一情报的呢?石川祯浩的著作中也没有能给出答案:

  这份报告没有涉及情报来源,我们不知道警视厅是通过何种渠道搞到这份情报的。但是,按照当时的外交惯例来考虑,日本警方的情报肯定是通报给了驻上海的各国当局。上海的租界当局很可能基于这些情报加强了警戒。

  那么,日本警视厅是如何搜集到中共一大情报的呢?

  可能来源之一:

  对施存统的监视与侦控

  日本警视厅所搜集到中共一大情报的可能来源之一是对旅日中国留学生施存统在日本的监视与侦控。

  1920年6月,施存统经戴季陶介绍和推荐,来到日本读书,住在戴季陶的日本朋友宫崎滔天的家里,而宫崎滔天的长子宫崎龙介,是日本著名社会活动家,曾经是东京帝国大学新人会的发起人之一。施存统刚到日本时与无政府主义分子有过接触,使得日本警察的监视网开始对施存统进行侦查。

  经过一段时间对施存统行动、住宅、通讯等方面的监视,日本负责担任中日之间“防范无政府共产主义”的警视厅外事科发现,施存统就是“极端地排斥儒教否认忠孝的《非孝》的作者”,“出入宫崎滔天家,并购阅支那报纸杂志”的人。

  随即日本警视厅加大了对施存统的监视与侦控。

  一段时间以后,1921年4月23日,日本警视厅的报告称:“施存统已经不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而是一边与陈独秀、李达等上海共产党互相联络,一边与正在筹备成立日本共产党的堺利彦、高津正道等日本社会主义者接触”,成为日本警视厅要“注意的支那人”。从现存的资料来分析,日本警视厅是通过对施存统发往国内信件的非法检查而发现端倪的。

  报告进而称:“施存统有同上海该主义者鹤某(即李达)与我国(指日本)社会主义者共谋近期于上海召开秘密会议商议该主义之宣传方法之疑。”而李达寄往日本的信件及日本社会主义者准备发行的秘密刊物,都是由施存统接收、转交、传递,这时的施存统已经充当了“沟通中日两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桥梁”的角色。

  但众所周知,出席一大会议的旅日代表是周佛海,而不是施存统,他们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

  • 责任编辑:胡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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