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途中不忘读《石头记》

2013-01-08 07:49  来源:湘潮

  核心提示:红军干部们阅读了诸多军事著作:如《步兵战斗条令》、《骑兵战术》、《军事问答》、《武装暴动》、《革命与战争》、《参谋工作》等,陈伯钧阅读曹雪芹的《石头记》、高尔基的《初恋》及《历史名将言行录》等。

  本文摘自《湘潮》2008年第11期,作者:李安葆,原题:红军长征中的读书生活

  中国工农红军在被几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长征路上,仍孜孜不倦地学习。红军长征出发时,中革军委曾下令:“严格检查文件担子,非经批准不得超过规定数目。”可是,许多干部、红军指战员宁可少带别的东西,却舍不得将心爱的书籍丢掉。毛泽东从于都出发时许多东西精简了,却带了一个书挑子,藏着他珍爱的书稿(如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以及自己的手稿《农村调查》等);成仿吾的小背包里,带着瑞金仅有的一本德文版《共产党宣言》和其他书籍;彭德怀带着毛泽东赠给他的列宁的《两种策略》和《“左”派幼稚病》;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等带了《共产党宣言》、《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土地问题》等书。有些文化战士带着左联文艺团体出版的革命书刊,宣传队员带着苏区的油印小册子和手抄剧本。徐特立将他的一匹小马驮了书,自己却步行。中央纵队第二梯队司令员何长工见他老掉队,嚷道:“你又迟到半小时,给你的马不骑,驮那么多书,这不行!……我要烧你的书。”徐特立急了:“烧书!烧不得,你可以批评我,但不能烧书,你想当秦始皇呀!”最后,何长工让步了,叫警卫战士每人替他背两本书,化整为零,把徐特立的100多本书带到了陕北。这些“嗜书如命”的老革命家和红军指战员,在任何艰难的情况下,都不忘读书和学习,反映了他们热爱革命理论和文化知识的高尚情操。

  长征路上,红军面临形势之险恶,战斗之频繁,行军之艰难,生活之困苦,都是前所未有的。然而,红军指战员们却利用行军、作战、宿营的间隙时间来勤奋学习。长征初期,毛泽东病后身体虚弱,行军时常坐担架,但他即使躺在担架上,仍不时拿出马列著作等认真地阅读。当时曾和毛泽东一起行军的刘英回忆说,毛泽东在长征路上读马列著作很认真。看书的时候,不许别人打扰他,他默默无语,还不时用笔在书上圈圈画画做记号。有时他甚至通宵达旦地阅读。有一天,天下大雨,毛泽东随身带的小被毯被雨淋湿了。宿营时,来看望毛泽东的贺子珍见此情状,便向邻居借来一个火炉为毛泽东烘烤被淋湿的毛毯。贺子珍外出时,要毛泽东照看一下炉子上烘烤的毛毯,正在看书的毛泽东嘴里嗯嗯地答应着。可是,当贺子珍回来时,闻得满屋的焦糊味,发现炉上的毯子已被烧了一个洞。可是,毛泽东仍在埋头看书呢,他似乎已忘掉身旁的一切。董必武亦嗜书成癖。长征时虽已带了不少书,但沿途仍不断找书看。有次行军休息,董必武见同行的成仿吾正在整理背包里的书,便说:“仿吾同志,借本书给我看好吗?成仿吾问:“董老,你要什么书?”董必武笑道:“高尔基的什么都可以。”成仿吾便从背包里抽出一本给他。董必武就兴致勃勃地阅读起来。许多红军指战员不但阅读自己所带的书,还在沿途买书、借书阅读。在遵义,一些红军指战员不买别的东西,却到书店去购书。据陈云在《随军西行见闻录》中载:“遵义城有书店三家,间有上海、南京之杂志,出售此三家书店之新旧书籍、铅笔、抄簿,均售卖一空。”徐特立向当地藏书人家和图书馆借得《遵义府志》、《续遵义府志》等书,并将借得的《三通》(《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等书送毛泽东翻阅。据红五军团参谋长陈伯钧的日记记载,他在沿途借阅的书刊即有《石达开日记》、《淞沪抗日画史》、《墨索里尼与法西斯蒂》及《东方杂志》、《小说月报》等。红九军团司令部文书林伟在长征日记中写道:“1936年5月31日,午饭后,我们在神父那里借来不少《东方杂志》、《世界知识》等刊物阅览。”其他红军干部也有途中借阅图书杂志情况的记载,阅毕后及时归还原主。

  长征途中,为了供给广大红军指战员的学习,红军出版机构克服印刷困难,因陋就简,出版了不少书刊。如出版《步兵操典》、《红色战士读本》等书籍及《红星》报、《前进》报等报刊。

责任编辑: 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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