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我们这代人空话说得太多

2013-01-23 08:03  来源:羊城晚报

  核心提示:巴金在《随想录》合订本的后记中指出:“我们这一代人的毛病就是空话说得太多。写作了六十几年我应当向宽容的读者请罪。”

  本文摘自《羊城晚报》2013年01月17日第B04版,作者:彦火,原题:向宽容的读者请罪

  2005年10月17日巴金逝世,他以文坛长跑者的雄姿,冲破百岁的生死界限,以一百零一岁的高龄画上休止符。

  巴金逝世后,不少论者指出,巴金除了在中国文坛享有崇高地位外,最主要是他晚年竭力提倡“讲真话”的难能可贵。“文革”之后,巴金一直强调“讲真话”,他也身体力行,为了提醒自己和世人,不惜挖自己的疮疤,把自己在“文革”讲的违心话和做的违心事,一股脑儿倾倒出来,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以便痛定思痛,用心良苦。

  巴金在《随想录》合订本的后记中指出:“我们这一代人的毛病就是空话说得太多。写作了六十几年我应当向宽容的读者请罪。我怀着感激的心向你们告别,同时献上我这五本小书,我称它们为‘真话的书’。我这一生不知说过多少假话,但是我希望在这里你们会看到我的真诚的心。这是最后的一次了。为着你们我愿意再到油锅里受一次煎熬。”巴金这一自我反戈,是具震撼性的。正如学者陈思和指出:“巴金始终不像曹禺等人丧失人格去迎合权势,客观上就树起了知识分子独立思考、自由言论的旗帜。”

  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对巴金的道德文章作了较全面和深刻的肯定,他表示:“……《家》、《春》、《秋》是亚洲最为宏大的三部曲。目前,我也完成了自己的三部曲,越发感受到先生的伟大。先生的《随想录》树立了一个永恒的典范———在时代的大潮中,作家、知识分子应当如何生活。我会仰视着这个典范来回顾自身。”

  记得当时我把巴金逝世的噩耗告诉人在英国剑桥大学的金庸,请他为我主编的新一期杂志策划的“巴金特辑”写篇文章,金庸听罢连夜写了一篇悼念文章。我收到稿后,又把稿传真给巴金的家属。金庸在这篇以《正直醇雅,永为激励》(见《明报月刊》2005年11月号)为题的文章中,提到早年他读《家》、《春》、《秋》时觉得没有读武侠小说过瘾,“直到自己也写了小说,才明白巴金先生功力之深,才把他和鲁迅、沈从文三位先生列为我近代最佩服的文人。”

  金庸写道,他读了巴金的《随想录》后自忖:“如果我遇到巴金那样重大的压力,也难免写些违心之论,但后来却决不能像他那样慷慨正直地自我检讨,痛自谴责。”他还说,巴金在“文革”时饱受磨难,但意志坚毅,不仅活了下来,而且写出了“这部掷地作金声、惊天动地的《随想录》”,“实在是中国文化界的大幸事”。

  金庸对巴金的推许,与乎大江健三郎的评价,不谋而合。两位作家都是写了小说后,才觉得巴金的小说的巨大成就。他们都对巴金晚年写的《随想录》所作的自我解剖、批判的精神和人格力量,表示了深切的敬佩之情。可见,具有渊远文化关系的中日两位代表性作家,对巴金的评价,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责任编辑: 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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