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之流“地下相逢应共笑”

2013-01-25 07:25  来源:粤海风

  核心提示:在这里,卖国求荣的解释是不充分的。梁鸿志在狱中有“十方昏暗灯何用,留取心光伴月明”的诗句,周佛海听到陈公博被枪毙的消息时,写下“地下相逢应共笑,成仁毕竟是成功”,可见汉奸们也有道德上的自信。

  本文节摘自《粤海风》2009年第五期 作者:李志毓 原题为:《“汉奸”与汉奸的自我诠释》

  1940年3月31日,主持对日“和谈”的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汪精卫任行政院长,代国府主席,中国近代史上最具规模的汉奸集团粉墨登场。在这个以汪精卫为首的汉奸集团中,若论才行风格,其实不乏当代佼佼之士。李宗仁曾经说:“汪兆铭仪表堂堂,满腹诗书,言谈举止,风度翩翩,使人相对,如坐春风之中。”[1]

  而早年在银锭桥边刺杀摄政王的壮举和狱中几首慷慨决绝的“被逮口占”,更使汪精卫成为无数革命青年心中当之无愧的偶像。不止汪精卫,1928年曾在上海主编《革命评论》,创办大陆大学的陈公博,也算得上一时的风流人物。历史学家何兹全先生在谈及早年受到陈公博的影响时说:“我还是要感谢陈公博的。我当时信仰他,他的话,他的思想,我最能接受。”[2]公博出身于一个卸任的广西提督家庭,自幼喜读各种武侠志怪小说,九岁时家中还专门为他请了拳师教习棍棒拳脚。

  陈公博曾说自己“好侠仗义,慕朱家郭解为人”。观其在1930年扩大会议失败后,坚决跟随汪精卫“共甘苦”,并写下“险阻艰辛不肯辞,轻生重诺寸心知,拼将肝胆酬朋友,珍重东城判袂时”的诗句,可证其确为一性情中人。待其以“汉奸罪”下狱之后,既不上诉,行刑之时亦能泰然从容,也算差强人意,可见内心仍有所安顿,并非一贪生怕死之徒。

  怎样理解这些在宦海中沉浮的人,是政治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时至今日,我们并未能在各种相互冲突的感情和理论中妥善安置这些有善始而无善终的人。在这里,卖国求荣的解释是不充分的。梁鸿志在狱中有“十方昏暗灯何用,留取心光伴月明”的诗句,周佛海听到陈公博被枪毙的消息时,写下“地下相逢应共笑,成仁毕竟是成功”,可见汉奸们也有道德上的自信。

  1945年至1947年之间,国民党各级法院先后审理过2.5万个汉奸。今天,当我们试着拨开时间的迷雾,将目光投向六十多年前聚集在南京的那批所谓“汪伪巨奸”,并再次“旁听”他们在审判席上进行最后一番“自我诠释”的时候,一些在特定历史情境中具体而鲜活的意志、情感与性格,渐渐在“汉奸”的符号之下浮现了出来。在这些自我辩护中,自然不乏避重就轻、颠倒黑白、推托抵赖之词,但是,透过这些汉奸的“自我诠释”,我们还是不难体会到一些国民党政治的诡谲复杂和末世畸形政权下的事态人情。在“汉奸”的复杂性中,既包含着历史的复杂,也包含着人性的复杂,对于这个复杂性的审视,或许能够为我们打开另一个进入历史的通道。

  一、“民生”与反共

  陈公博在他的“自白书”中说,当年汪精卫曾对他说,“中国要复兴起码要二十年,不要说我汪精卫看不见,连你陈公博也看不见,目前能够替国家保存一分元气以为将来复兴地步,多一分是一分”。[3]汪精卫反对抗战,主持和谈,打出的是保护民生、保存元气的旗号。对“民生”的重视,也是汪精卫1932—1937年主持行政院期间一个显著的执政特点。他一贯认为,民生的充实,国力的振兴,是解除国难的唯一途径。1933年“热河事变”发生之后,汪精卫与军事领袖蒋介石在扩充军备的问题上就曾发生过争执。他反对蒋介石关于扩充军备的要求,而是提出了一个旨在遏制官吏贪污和严申军事纪律的同时,全力进行农工商业建设的方针。

  1933年8月21日,汪精卫在国府纪念周上演讲时说:“兄弟最近几次报告,第一句说充实民力,第二句也说充实民力,有人说道,这是迂远之论,其实这是哀痛迫切之呼吁……解除国难,还是充实民力一句老话。”[4]在这种“民生决定论”的前提之下,汪精卫自然看不到抗战胜利的希望。在他离开重庆之前,抗战正进行到最艰苦的阶段,而党国的官僚和奸商们却层层勾结,大发国难财,整个上层颓靡之风充斥,这更加重了汪精卫的悲观。在汪看来,中国不仅国力衰弱,不能对外,而且内部的腐败黑暗,不能立国。这是促使他叛国离渝的重要原因。

  “充实民力、发达国力”虽然反映了汪精卫一贯的立场,但是在对日战争的严重局面下,还透出了汪精卫心中一个更深的“忧患”,这就是对于共产主义的恐惧。汪精卫反对全面抗战,与其反共立场有直接的关系。汪精卫在政治上与中共积怨颇深,然而对中共的认识却并不深入,不能准确地理解共产主义在中国兴起的原因和中共在抗战政治格局中的位置,但是他仍然清楚地意识到了抗战为中共的发展所提供的历史契机。

责任编辑: 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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