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平民起义并非因为吃不上饭

2013-02-01 07:51  来源:历史挖的坑

  核心提示:宋朝这类农民起义的次数相对少一些,被“逼上梁山”者多不是因为吃不上饭,而往往是由于官府和富户的欺辱。孝宗淳熙十二年(1185年),知平江府丘崈对村民残酷迫害。居民王郎等二十七家,被指为“停藏海贼”,住房被全部拆毁,并被赶出界外,不准在沿海各县居住。王郎等被迫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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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摘自《历史挖的坑:中国文人的家国情怀》,作者:李恩柱,出版: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宋朝,是个很有深味的王朝,无论赞者还是骂家都不算少。记得汪盛铎先生在《两京梦华—宋代卷》一书中称宋朝是个“令人困惑的朝代”。何处令人困惑呢?实际上与那些人颂人骂之处大有关系。比如,在学术上,宋朝硕果累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在我国古代史学史上的地位,恐怕只有《史记》才能与之相比。二十四史中有三史完成于宋代。宋朝人不仅编撰了唐、宋、五代三代的“会要”和《通志》,还创立了史学著作“纪事本末”新体裁;“唐宋八大家”中有六家是宋人。宋词在中国诗歌史上堪称一绝,与唐诗、元杂剧、明清小说一直相提并论。在其他方面,宋朝可圈可点之处也很多。例如在政治制度上,宋朝创造了高度中央集权的新体制,统治术为明清所效法,成为中国近古长期存在的一种国家制度。

  但宋朝也是一个令人感到耻辱的朝代。在宋朝与邻国交战的记录中,没有几次是以宋朝得胜为结局的。宋朝打不过北方强大的契丹,只好给人家年年纳贡。党项族建立的夏朝是个只有很少领土的小国,宋朝也要给夏朝年年输送“赏赐”。南宋对金作战,也是胜少败多。可以说,宋朝的军事史简直是一部屈辱史。国人传言汤因比说愿意生活在中国宋朝,但汤因比在哪部著作里讲过这样的话,却语焉不详。

  学术上多元是好事,益处远胜于舆论一律。不论赞还是骂,都有利无害。别的不说,在两宋统治的几百年里,仅没有大的文字狱这一项宋朝就很可爱。据说在皇宫的一个秘殿里面,太祖皇帝有三条遗训刻在碑上,其中一条就是不得杀害士大夫,上书言事者无罪。在封建时代,这一条太了不起了。有人说宋朝是知识分子最幸福的朝代,这一点是起了绝对作用的。假如写几句诗作一篇文章,就要遭受“阴谋造反”或是对朝廷“大不敬”的指责,谁会舍命侍弄诗词研究学问?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三项发明始于宋代,宽松的政治环境和充裕的物质生活起着很大的作用。再看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汴京的生气扑面而来,感觉比现在一些城市还要发达,只是没有现代社会的汽车、摩天高楼之类。据说,北宋时期汴梁的人口已超过百万,堪称世界之最。陈寅恪先生对宋朝的评价很高:“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

  但是,物质和精神的富庶并不能真正说明一切,有个金钱朝哪个方向流动的问题。直白说,各项开支的比例如何,富裕了的是哪些人,贫困者又是哪些人?这些都是必答题,不可忽略。再仔细一点,所谓富,富到什么程度,贫,又贫到何种地步?社会上是饫甘餍肥之人多,还是吃糠咽菜的人多?这些根本不是“富庶”二字可以回答的。然而这些问题比富庶本身重要。宋朝富庶,据说北宋的年财政收入是明朝的十倍,一些人很滋润,比如高官大员。官员的俸禄名目繁多,光正俸就包括俸料、衣赐、禄粟三种,宰相一个月俸料三百贯,月禄粟一百石,还有春、冬衣赐绫等等,各种收入加起来,宰辅一年的收入总在一万贯以上。蔡京一顿饭仅包子一项就要花掉一千三百贯钱。一千三百贯钱,意味着什么?一个中产之家,一年的收入大约在三十贯左右,四十多户中产阶级一年的生活费总和才抵得蔡京一顿蟹黄包子。还有,宋朝的土地制度与以前不同,可以自由买卖。这不错,有点创新的意思。但最终是百分之八十左右的土地,被只占人口百分之十几的官僚、地主、寺院所占有,占人口百分之七十至八十左右的农民却只占有少量的土地。《宋史?食货志》称:“自阡陌开,使民得以田私相贸易。富者恃其有余,厚立价以规利;贫者迫于不足,薄移税以速售。”这情形足以使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农民以土地为生,没有土地的日子没法过,于是阶级矛盾就尖锐起来。淳化年间王小波起义时喊出的口号就是:“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绝对的平均主义有害,但贫富的差距太大也有害。最少容易使社会走入极端,失去和谐。

责任编辑: 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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