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当了副总理照样被"统战"

2013-02-05 08:13  来源:湖南文史

  核心提示:对郭平英来说,她的感受是真实的。哪怕你当了副总理、副委员长,高干子弟还是把你看成国统区的知识分子、统战对象,作为中学生的郭平英当然感到不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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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摘自《湖南文史》2004年05期 作者:丁东 原题为:陈明远谈郭沫若

  原编者按:陈明远教授曾有神童之称,从小就与郭沫若、田汉等“世纪老人”相识交往。本文是他专谈与郭沫若交往以及他所知道的郭沫若的一些情况。

  丁东(以下简称“丁”):您与郭沫若是如何相识的?

  陈明远(以下简称“陈”):说来话长。1947年,我6岁,是上海山阴路小学的学生。一次放学祖母带我回家,在路边捡到一大包银元,包里有一个地址:恒丰里77号。我和奶奶按地址送还了银元,原来这是群益出版社丢失的稿费。第二天,郭沫若到我家登门感谢,两天后又送来一套书,包括他的历史剧、诗选《凤凰》和自传等。

  当时我很小,不知道郭沫若是文化名人。1953年,我进了上海中学。有一次,同宿舍的一位同学的集邮册丢了,却在我的床上翻出来,不知是谁搞的恶作剧,让我受了不白之冤有口难辩。无奈中想起了郭沫若。当时正在纪念屈原,我给郭沫若写信谈了纪念屈原的事,还寄去了写的几首小诗。地址写的是中国科学院,没想到几天后就收到了郭沫若的亲笔回信。这样,我才又去信谈自己受到的冤枉。

  从此和郭沫若开始了10余年的交往。郭沫若知道我父母不在上海工作。就介绍我认识了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副厂长叶以群和演员白杨,让我星期天找他们去玩,看电影。

  和郭沫若第二次见面,是1955年他访问日本后回到上海,白杨带我去欢迎他。1957年舒绣文调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她跟我的母亲许绣华有点远亲的关系(舒的母亲姓许),因此我这年暑假跟着从上海到北京去探望她。

  这年7月,第一次去北京西四大院胡同5号郭沫若家里(到1963年后他又搬了家)。这次他介绍我认识了田汉。当时正是反“右”高潮,但他们在我面前从来没提过反“右”的事,压根儿就不谈。现在回想起来,反“右”运动不在他们预料之中,以为和批《武训传》、批胡适差不多,开开会就完了,照样工作。没有料到后来处理这么严重,送那么多人去劳改。那些老人空余时间还是谈谈诗,解解闷。我就当着田汉的面说郭沫若解放后的诗都是大白话,没味道。田汉说,你敢说皇帝没穿衣服。

  丁:请您谈谈郭沫若1958年入党的前前后后。

  陈:当时我上了高中,入不了团,主要是不爱开会,一开会我就上厕所溜号。毛主席提出又红又专,学校开展红专辩论,我发言不多。当时男生崇拜爱因斯坦,女生崇拜居里夫人。很多同学提出来,要为人类作贡献,为什么非要入党呢,不入党不是一样么,郭沫若也是民主人士。我在给郭沫若的信里讲了这些情况,他在1958年5月4日的回信里说:“我是作为一个无党无派的人参加革命工作的。特别是近几年,这成为我很大的憾事。

  似乎自己表态误了一部分青少年,他们误以为不入团、不入党一样可以干革命。”“瞧,郭沫若就是一个例子!”“您要和我比赛:是您先入团还是我先入党?这触动了我一直印在心上最大的憧憬。”“我是在努力创造条件争取入党。您向我提出了挑战,我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个意思,当时郭沫若在文章和讲话中反复说过几次。

  1958年,宣布郭沫若重新入党。我中学没入团,直到大学才加入。入团后郭沫若曾来信祝贺。但是后来一直因为够不上“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标准而始终没有加入共产党。郭沫若后来再没问过我入党的事。现在回想起来,还有一些更深层的问题。

  郭沫若是1927年南昌起义时由周恩来、李一氓介绍入党的,1928年脱党。多年以来以无党派民主人士出现。家里人对这种状况并不满意。郭平英有一篇文章回忆当时上师大女附中,“班上出身‘革命干部’、‘革命军人’的同学比小学时多了许多。”“正从那时起,我开始意识到一些同学脸上带着一种眼神,那眼神里有自豪、自信和几分神圣和骄傲,似乎从高处俯视着那些非‘革干’、非‘革军’出身的同学。我开始间或地听到‘郭沫若在大革命失败以后自行脱党’的议论,语气中传递了作为‘革干’、‘革军’的家长们对知识分子,特别是来自国统区的知识分子的某种偏见。”“我懊悔过有这样一个知名的家长,让人评头论足,还不如生在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家里,反倒自在、舒畅一些。”对郭平英来说,她的感受是真实的。哪怕你当了副总理、副委员长,高干子弟还是把你看成国统区的知识分子、统战对象,作为中学生的郭平英当然感到不自在。

责任编辑: 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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