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受康有为影响搞人民公社

2013-02-07 08:15  来源:大往事

  核心提示:薄一波还分析了毛泽东为什么看中了人民公社模式的原因,认为其中“可能还有毛主席在青少年时代曾经受过的某些政治思想的影响问题。青少年时代的毛泽东,为了拯救中国,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博览群书,曾接受过多种政治学说的影响,包括日本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新青年》等杂志常有介绍)和康有为的《大同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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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摘自《大往事·纵横历史解密档案》,作者:叶匡政,出版:中国文史出版社

  1959年庐山会议上,由于彭老总提了一些批评意见,原定是一次“反左”的会突然变为“反右”,将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定为“反党集团”,随即在全国掀起一场规模巨大的“反右倾”运动。据官方统计,在这次运动中被批判和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党员和干部在全国有三百几十万人,这个数字是1957年所划“右派分子”的六倍。不过在“反右”时许多右派的“反动言行”以及对他们的批判都是在报纸上大张旗鼓地刊登的,这次“反右倾”却有点暗箱操作的味道,不公开发表(大概因为其中都是“反对三面红旗”的言行),往往只有同单位工作的人才知道某人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至于他们有什么“反对三面红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那就只有当时参加批斗会的人才能知道。

  由于这场运动延续时间不长,很快出现饿死千百万人的三年困难时期,在“七千人大会”上承认“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证明原来提出的批评意见是对的,在1962年初便不得不为受到批判的干部甄别平反。因此,在这场运动中无论是挨整的还是整人的,后来对这段经历往往不愿提及。李锐同志发表了《庐山会议实录》和《大跃进亲历记》,使我们看到了当时上层领导的各种表现,给我们提供了对这场运动以至对我们的政治生活的深刻反思。我想:以我当时亲身见闻、亲身遭遇的事情,介绍一点当时基层干部是怎样参加这场运动、怎样表现的,大概也不是毫无意义的。

  【指导调杳工作组的思想】

  1958年秋,正当“三面红旗”——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轰轰烈烈开展的时候,由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两校党委组织的“人民公社调查组”成立,决定到河南、河北两省三个先进县的人民公社进行调查。调查组成员由两校的法律、经济财贸和哲学、政治等系中抽调部分教师和学生组成。当时我在北大哲学系工作,1958年暑期开始,哲学系师生在北京大兴县黄村“开门办学”,我报名参加了调查组。

  调查组出发之前,由两校党委召开大会,两校的党委书记胡锡奎、陆平出席,由负责指导调查组工作的人大原副校长、刚调任北大副校长的邹鲁风同志讲话。他主要说明:当前人民公社的建立,给社会科学尤其是科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等各方面都提出许多新的问题,需要进行研究。这次调查组下去,就是要在实际工作中探讨这些问题。他提了许多新问题,我现在记得他着重讲的是有关于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是否可以消灭的问题。我对政治经济学没有研究,对当时经济学界的理论争论也没有很好注意,所以对他的讲话并没有真正理解。现在经过40多年,当年的是非功过,可以说已经清楚了。我引用薄一波同志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书中的论述说明:

  ——“轻率地发动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我们党在50年代后期工作中的又一个重大失误。”

  ——“1958年8月6日毛主席到过河南新乡县七里营公社。在公社办公室门口,看到公社牌子,点点头说:‘人民公社名字好’……报纸发表消息后,全国迅速掀起了办人民公社的热潮……8月17日在北戴河会议上,毛主席谈了对有关人民公社问题的看法:人民公社的特点,一曰大,二曰公……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与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粮食多了可以搞供给制,吃饭不要钱……人民公社的建立,标志着对资产阶级法权的进一步破坏。”

  ——“9月初,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回到上海后,将毛主席的见解告诉了当时的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张春桥。张立即写了一篇题为《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的文章……文章不承认社会主义阶段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而主张立即加以破除。文章否定建国后改供给制为薪金制的必要性,认为这个改革‘保护了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打击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传统’。张文原载上海《解放》第6期。根据毛主席指示,《人民日报》在10月13日全文转载。毛主席代《人民日报》写的编者按语指出:‘这个问题需要讨论,因为它是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

责任编辑: 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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