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何对王光祈念念不忘?

2013-02-19 07:39  来源:炎黄世界

  1920年5月,王光祈和部分少年中国学会的同人到上海乘法国轮船远赴欧洲留学,而在黄埔岸边和他们握手挥巾、殷殷告别的就有毛泽东,可见两人之间的交谊至深。王光祈赴德国留学,先入法兰克福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并兼任《申报》、《时事新报》和北京《晨报》的驻德特约记者,成为勤工俭学并完成学业的第一人。1922年起,王光祈又改学音乐,力主“音乐救国”,成为第一位在西方获得博士学位荣誉的中国音乐学家。王光祈为何从热衷于“社会改造救国”而走向“音乐救国”的?这种思想的转轨缘起于他自身的一贯音乐底子,他在童年时代就会吹箫奏笛,对音乐产生浓厚兴趣,读中学时又醉心于川剧。这为他后来从事音乐研究奠定了基础。再加之由于离开了热热轰轰的国内社团生活,让他“悄然自悲,若有所失,终日独向”,怀乡之情又让他检拾起自己熟悉的中国音乐。在客居德国的十多年里,王光祈辛苦工作,勤奋著述,除撰写、翻译了大量的政论著作外,还陆续写成音乐专著18本、论文40余篇。诸如《欧洲音乐进化论》、《德国国民学校与唱歌》、《东西乐制之研究》(属我国最早的,具有开创意义的比较音乐学著作)、《各国国歌评述》、《东方民族之音乐》、《音学》、《中国诗词曲之轻重律》、《翻译琴谱之研究》(向西人介绍中国古琴音乐的著作)、《中国音乐史》、《西洋音乐史纳要》、《西洋名曲解说》等等。王光祈的音乐思想是主张发挥音乐的社会功能,藉以振奋人心,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同时还提出了发展民族音乐最能洋溢出民族自豪的感情,认为国乐“必须吾人自行创造”,而“不能强以西乐代庖”,他热情地呼吁:“吾将登昆仑之巅,吹黄钟之律,使中国人固有之音乐血液,重新沸腾。吾将使吾日夜梦想之‘少年中国’,粲然涌现于吾人之前。”

  1936年1月12日,王光祈因积劳成疾,突患脑溢血病逝于波恩,时年仅44岁。友人珍藏有1936年4月于成都印刷的《追悼王光祈先生专刊》,内中有李璜以“我所认识的光祈”一文,记载他于1918年秋冬将赴法国勤工俭学之际,第一次来到北京,怀揣着上海“少年中国学会”会友的介绍信,造访时住在北京北河沿的王光祈。文中形容“其面长而色红,其目炯炯有光,年未过三十,而发已经渐稀露顶,一长外套紧裹其身,已破旧,谈时,笑容满面,不离会事,语真挚而专注,不一顾路人。”文章回忆,作者到北平的第三日,李大钊约友往米市胡同便宜坊吃烤鸭,其间王光祈说,“今日政治黑暗,社会腐败,我们青年此刻虽无如之何,但应集合有志,树立风范,徐图进展,‘少年中国学会’所以标出坚忍、奋斗、实践、简朴四大立身标准,其意在个人生活有别于旧社会,然后始能言改革旧社会,而有所创造也!”文中记载,友人正在酒宴酣畅之间,少年中国学会的两个会友忽然来到,一个是毛泽东,另一是赵世炎,王光祈介绍说:“这两友有意赴法求学,闻我将往,甚喜,愿一谈。”李璜观察后写道,两个来客都较年轻,而王光祈则像对小弟弟那样,脸上一直带着笑容对待他们。

  自王光祈出国留学后,少年中国学会等于少了一个实际负责人,会务活动也随之减少。1925年7月,面临解散的少年中国学会曾在南京召开第六届年会,决定改组学会,并以记名投票法选举成立了有五人任委员的改组委员会。随后,改组委员会将会员调查表印发给会员,限定国内会员于1925年10月30日前将调查表填写后交给改组委员会,并通过邮局挂号寄交“南京市网巾市6号黄仲苏”收转,逾期即取消会员资格。当时还规定会员每人填表一式两张“一备付印,一备保存”。实际上有些会员并未如期填交,有些会员根本就没填写。不过,据党史资料披露,毛泽东曾于这年的11月21日,填写了两张内容基本相同的《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这对毛泽东早期的思想轨迹与革命活动具有很大研究价值。这张调查表除去姓名籍贯、通信地址、填表时间外,还有“对目前内忧外患交迫的中国究抱何种态度”、“对本会会务之改进究抱何种态度”、“入会以后的简单经历”(学业、事业两项)。

  在最近通信地址一栏中,毛泽东填写的是“广州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在“入会以后的简单经历”的“学业”中,毛泽东填写的是“研究社会科学,现在注重研究中国农民问题”。“事业”一栏中,则写道:“教过一年书,做过两年工人运动,一年国民党的组织工作。”在“对目前内忧外患交迫的中国究抱何种态度”一栏中,毛泽东填写:“本人信仰共产主义,主张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惟目前的内外压迫,非一阶级之力所能推翻,主张用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合作的国民革命,实行中国国民党之三民主义,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达到买办地主阶级(即与帝国主义、军阀有密切关系之中国大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右翼),实行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的联合统治,即革命民众的统治。”在另一张表内,括号里的文字则是:“即附属于帝国主义军阀之中国大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右翼。”在“对于本会会务改进究抱何种态度”一栏中,毛泽东填写,“会员所抱主义,显然有互相冲突之点,且许多会员精神不属于学会,少年中国学会在此时实无存在之必要,主张宣布解散。”

  由此可见,此时32岁的毛泽东,在表格中所申明的主义,也就是20年后他在七大期间代表中国共产党所做的《论联合政府》的那些政治主张。不过,他对当时已成一盘散沙、又像是大杂烩的少年中国学会,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所以明确提出“主张宣布解散”。而另一位会员、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和工人运动的先驱邓中夏也在调查表上写着:“主义如不相同,分裂亦好。”所以,此时的少年中国学会虽然成立了改组委员会,却已经是改而不组,实际上已经停止了正式的学会活动,寿终正寝了。毛泽东也如他表中所填写的,此后也割舍了与这个学会缠绵6年之久的一切联系。在以后毛泽东的传记以及党史记载中,与少年中国学会相关的资料很少,也往往被无意或有意地遗漏或阙失。

  尽管如此,少年中国学会毕竟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一个早期萌芽阶段,也影响了他后来的人生历程,所以,他本人也很重视这个学会。另外,对交往有一年多的王光祈,毛泽东印象颇深,直到晚年仍念念不忘。据《王光祈纪念集》记载,1945年,毛泽东于重庆谈判时,曾一一遍请过各界民主人士,但独独先后三次邀请少年中国学会的发起人之一、曾任巴黎分会的书记周太玄赴宴。席间,毛泽东曾询问,能否重新恢复少年中国学会。周则回答说不能了。建国以后,毛依旧没有忘记王光祈,很想延揽他一起加入国家建设,当时,他还不知道王早已经去世了。一次,陈毅回到成都,在宴会上问李劼人副市长:“我回成都,向主席告别时,他问我,‘你们成都有个王光祈,你知道吗?’我答,‘不知道’。主席又问,‘那吗,你在成都时,可问一问,是否有人知道?’”这时,李劼人出面回答说:“王光祈是我的老同学,很知道。他在德国波恩大学任教,患脑溢血,早已死了。后来骨灰运回了,为之立碑,碑文是‘王光祈先生之墓’,字是周太玄写的。土改时,墓碑迁徙,现犹存我家。”原来,年轻时王光祈与李劼人、周太玄、魏时珍一些挚友曾在成都东郊菱角堰周太玄家聚会,仿照“桃园结义”,相约死后同葬此地。王光祈在德国逝世后,李劼人果真践行前约,设法将其骨灰运回,并于1941年冬在该处安葬。陈毅听后,很有收获,允诺将汇报主席。事后,陈毅再一次回到成都对李劼人说:“这次来,主席语我,‘王光祈死了,他有亲属吗?可再问问。’”李劼人回答:“光祈曾娶罗氏女为妻,但早死了,其他亲属,也无所闻。”陈毅表示,返京后将此事再告主席。

  少年中国学会,曾对青年毛泽东产生过重大影响,这也是让毛泽东为此情系一生、念念不忘王光祈的重要原因。

责任编辑: 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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