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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爱国文人对大清“国旗”态度

内地官僚和商会也开始在皇帝或太后生日悬挂龙旗。

清末爱国文人对大清“国旗”态度不一

  日本横滨开港时期(1859年)的中华街,龙旗招展。横滨开港资料馆《横滨中华街150年》

  到了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李鸿章领衔出使欧美的时候,龙旗已经成为必不可少的仪礼道具:“未初,邮船高揭龙旗及头等钦差大臣旗,展轮驶出吴淞口。炮台暨中西各兵舰,亦共鸣炮送行。一缕轮烟,遂指香港海程进发。”首站到了圣彼得堡,“火车甫停,中国驻俄使馆中诸随员,共祗迎于道左。俄京尹则先就车站高悬国旗,并派乐工及兵士恭待”。可是,李鸿章不住公务旅馆,却住进了一个名叫巴劳辅的富商家。这位富商在他家楼额上,高高挂起一幅李鸿章像,“入其堂,则四壁高悬中国黄龙旗,窗门屏障间皆悬中华文字,又皆吉祥颂祷语。”(蔡尔康等:《李鸿章历聘欧美记》)且不论李鸿章此行有什么结果,至少说明,至迟到19世纪末期,无论公私场合,龙旗已经被国际社会所普遍认可并使用。

  龙旗商用:招徕生意的商业幌子

  三角黄龙旗色彩鲜艳、形制特别,很易于辨识。商人大概是最早敏锐地意识到龙旗“无形资产”的一个群体。早在大清国官员自己还没意识到龙旗的象征意义时,一些贩卖中国产品的商人已经开始借用龙旗进行广告宣传了。张德彝第一次随使出访西方列国时发现,有些商人为了标识货品产地,往往悬挂龙旗,以作招徕。同治五年五月十八日(1866年6月30日),张德彝等人到荷兰动物园参观,“园主约饮午酌,忽见一楼上插大清龙旗,即往观之。楼中多中土暨东洋诸岛土产,万货云集,无美不备。”(张德彝:《航海述奇》)

  本来只是大清水师官用的三角龙旗,放在国外的语境中,被商人这么一借用,马上发生了结构性的功能转换,摇身一变为标识产地、区分国别的符号。

  1868年,张德彝再次随使出访西方列国,在波士顿,有本地官员来迎,先在城内周游,“一路皆插花旗,间有竖中国黄旗者。有举中国伞者,有摇中土绣花绸缎者,凡有些须华物,无不炫之。沿途人多,竟有骑墙跨脊、攀树登梯者”。七月初七(8月24日)至坎布里奇,当地官员来迎,“车过时男子免冠,女子摇巾,群呼庆贺。更有女子掷花车内者,花上系笺书‘庆贺中华’四字。缓行数十里至会堂,堂前挂大清龙旗,高悬匾额,文曰‘慰望庆贺’。”(张德彝:《欧美环游记(再述奇)》)

  1888年,驻美公使张荫桓在接到关于确认四方龙旗作为国旗的咨文后,上了一折《奏请定国旗形式片》。从张的奏章中可以看出,美洲地区的华商很早就开始悬挂龙旗。虽然这种做法不被大清官方认可,但这些华商显然很能处理关系,每逢节庆,辄高悬龙旗,很给大清国和大清使臣面子。张荫桓说,既然现在有了四方龙旗,那就干脆把三角龙旗给那些商人用好了。这一奏折大概起到作用,很快得以实行。其实对于商人来说,关键是得有一面方便经商使用和身份认同的旗帜,三角或者四方,对他们并不重要。后来的历史证明,海外华商直到今天还在许多仪式场合使用三角龙旗。

  中国商人也只有在天高皇帝远的异国他乡才敢挂挂龙旗,回到国内是断不敢如此冒失的。因为龙旗本是皇权标志,一般商民不能僭越使用。许多华商进行海外贸易都只能在其他国家注册,悬挂别人的国旗。1901年,丘逢甲尚在诗中叹道:“我工我商皆可怜,强弱岂非随国势。不然十丈黄龙旗,何尝我国无公使。彼来待以至优礼,我往竟成反比例。华商半悬他国旗,报关但用横行字。”

  个别商家若能得到最高统治者的赏赐,“恩准”悬挂龙旗从事商贸活动,在当时是一种莫大的荣耀。据王照记载,义和团运动之后第三年,北京城开始有商民使用龙旗,但也是因为与慈禧扯上了点关系。“李家为京北一带镖行头领,富而侠,迎请(太后及皇上)驻跸其家,任粮草捍卫。壬寅(1902年)余遇其保镖之武士于汤山店中,言皇上至李家时,尚身着蓝布衫,亦奇观也。李家镖车高插黄龙旗,云是太后所赏,是时国内商民尚无插国旗之例,以为异数。”(王照:《方家园杂咏纪事》)从1909年《图画日报》上,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一类广告龙旗。

  一则北京的清代传说也提到,天义酱园因为得到皇帝的赏识,“运送酱菜的小车上,准插一面黄龙旗,可以随意出入紫禁城,不管内城外城,不论三更五更,京师的城门要随时开门放行”。可见普通老百姓对于龙旗的崇高地位还是很清楚的。

  庆典仪式中开始悬挂龙旗

  义和团运动之后,大清皇权被大大削弱。沿海港口城市与国际接轨得早一些,商人使用龙旗也比北京早一两年。1901年,醇亲王载沣为清兵枪杀德国公使克林德一事,赴德交涉,途经上海,“沪商会以此举有含垢忍辱之意,遂一致悬旗欢送,以表爱国之诚,而形式亦改为黄地长方矣。商店用国旗,实自此始”。(来源:南方都市报南都网)

  中国百姓骨子里一直都有皇权崇拜的情结,平时觊觎龙旗而不敢僭挂,得一机会,商家遂相约以爱国之名,高挂龙旗欢送皇亲。面对如此热情的民众,醇亲王除了默许,还能怎么办?不过,龙旗自此一挂,商家再也不愿把它从门口取下来了。上海商人仿照日本人的插旗方式,将两面龙旗呈V字形斜插于商店门首,颇有些装饰效果。这种插法很快成为一种商业时尚,风行上海。

  各地商会组织为了和谐官商关系,往往积极悬挂龙旗,主动示好于朝廷。大清驻外使馆,较早形成了皇帝生日(万寿节)升龙旗的惯例,至迟在1888年,美国华商也开始循例升旗示庆。光绪二十五年六月二十八日(1899年8月4日)是光绪皇帝“三十万寿之庆典”,康有为率领美洲华侨华商在维多利亚等地燃灯升旗:“龙牌在上,龙旗在顶,乡人无商工贵贱老幼,长袍短褐,咸拳跪起伏,九叩首,行汉宫威仪。”(康有为:《美洲祝圣寿记》)

  每逢官员出访,悬挂龙旗也是海外华人欢迎仪式中的必备仪礼。1907年,主张改革的广东道台林辂存前往南洋各岛视察学务商务。“该处铺户学堂,均悬挂龙旗。和兰政府派高等官会同各商董,到车站迎接。林氏服西装,乘双驾马车。经过各街,人山人海,拥列道旁,呼万岁声,络绎不绝。中华会馆、商务总会,均特开欢迎会,请林氏到会演说”。(《林辂存之受欢迎》,《台湾日日新报》1907年5月15日第1版)

  进入20世纪之后,内地官僚和商会也开始在皇帝或太后生日悬挂龙旗。1906年,阴历六月廿六日(8月15日)为光绪帝“万寿令节”,“厦门商会拟于是日举行迎会,以为祝碬。提道宪亦表同情,均出为提倡鼓舞,美其名曰‘普天同庆会’。且欲热闹三天,从廿五日起,至廿七日止。此外仍须各户悬挂龙旗,衙署铺设,以壮观瞻”。(《普天同庆会续闻》,《台湾日日新报》1906年7月17日第4版)

  虽说大清王朝顽固保守,可也不是铁板一块,当他们醒悟到龙旗对于凝聚民心的作用时,也开始有意识地提倡各工商机构及学校等,在国事庆典中悬挂龙旗。只是这种醒悟来得太晚。1910年,为庆祝资政院开院大典,“见警察遍传内外城各铺户住户,于九月初一日,一律悬挂龙旗”。命令一下,京城百姓纷纷置备龙旗,可是都有百姓生活中哪有龙旗呢?于是小商小贩趁机发财,有木版印刷龙旗的,有临时代画龙旗的。“最可笑者,如东城之花儿市,打磨厂一带,设摊于地,亦云发卖龙旗,每对铜元四枚。余俯视之,乃于黄纸一幅上,涂一似蛇非蛇似龙非龙之怪物。过而见之者,以其价廉,竟争购之,倾刻而尽。”

  • 责任编辑:陈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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