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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抗争:毛泽东批准可以批三天

四人帮要清算三老四帅的“错误”。

“二月抗争”:毛泽东批准可以批三天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扩大)在北京举行,图为毛泽东和林彪在八届十二中全会(扩大)上。全会后期,林彪、江青等发起对所谓“二月逆流”的猛烈批判。

  毛泽东批准:可以批三天

  1967年2月,共和国的开国元勋叶剑英和谭震林、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即“三老四帅”)等人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强烈不满,借毛泽东对“中央文革小组”有所批评之机,在怀仁堂中央政治局碰头会和军委常委会上,围绕着“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将老干部统统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等重大原则问题,与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后来,史称“二月抗争”。

  这一事件的主要标志就是所谓“两个大闹”,一个是“大闹京西宾馆”,一个是“大闹怀仁堂”。关于这“两个大闹”,已经有许多著作和文章提及,在此不再赘述。“两个大闹”使毛泽东大为震怒,他严厉批评了三老四帅,责令他们停职反省。江青、陈伯达、康生一伙把它诬蔑为“二月逆流”“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是一次“严重的反党事件”,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三老四帅叠遭批判,甚至株连到他们的家属。

  1968年国庆节前夕,毛泽东见大陆各省、市、自治区都先后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他说:“全国一片红了,中央什么时候开九大?”他提议召开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讨论准备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等问题。

  当时,林彪、“中央文革”一伙看到三老四帅等元老虽然靠边站,不管事了,但仍然打而不倒,轰而未垮,而且还有干部群众在保他们,很不甘心。更重要的是,尽管他们不断向毛泽东告状,极尽攻击诬蔑之能事,但毛泽东就是不说可以将这些元老统统打倒。这样,他们就认为这些元老仍然是他们篡党夺权的重大障碍,所以,在八届二中全会上,他们串通起来,有计划地对三老四帅等开国元老发动了总攻,(《聂荣臻回忆录》下册,第857页。)又一次大兴问罪之师,集中火力,大批“二月逆流”。

  在周恩来主持召开的中央文革碰头会议上,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突然向周恩来提出要再一次批判“二月逆流”,要清算三老四帅的“错误”。而且还要批判朱德。“他们的理由是,这样才好让他们(指叶帅等)过关,出席‘九大’……这都是他们事前商量好的,也绝不是他们几个人的意见。”周恩来认为兹事体大,他要江青请示一下毛泽东。不久,江青请示回来说:“毛主席已经批准了,可以批三天,如果不够还可以多批几天。总之,要参与‘二月逆流’的人作出认真的检讨。”

  会议决定把几位老帅和副总理分别安排到全会的各个组去,以便他们参加会议。结果,朱德和李先念分到了华北组,叶剑英和董必武分到了中南组,陈毅分到华东组,徐向前分到西北组,聂荣臻、李富春、邓子恢等也分到了各个组。唯独谭震林,毛泽东不同意他参加会议。

  叶剑英等遭猛烈批判

  10月13日,中共八届扩大十二中全会在毛泽东主持下举行。全会后期,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等联合发起对所谓“二月逆流”的猛烈批判,在分组会上对参加全会的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和所谓“一贯右倾”的朱德、陈云进行围攻。聂荣臻回忆说:林彪一伙,“四人帮”和陈伯达、康生等一齐出动,在各个组煽风点火,出点子定调子,对老同志们进行无情打击,残酷斗争,大搞逼供信。他们造谣诬蔑,无中生有,捏造出许多所谓“事实”,硬是把我们往“反党集团”纲上拉。(《聂荣臻回忆录》下册,第857页。)

  “中央文革”给各个小组提供了一些“炮弹”(批判材料)。这些“炮弹”里,不仅有三老四帅在所谓“二月逆流”中的“错误”,而且还有他们几十年来的“老账”。吴法宪说,这些材料的来源,即使是“中央文革”的那些人,恐怕也是不会知道的,但是都提供了出来。

  因此,在会议上不仅只是批判老帅们“二月逆流”的问题,而是彻底清算这些老帅们的历史老账,把他们参加革命以来所犯的“错误”统统翻出来进行批判。所以,斗争他们的内容就很广,连红军初创时期、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井冈山时期、瑞金根据地时期、长征途中、延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等各个时期的问题,都提了出来。“当然,主要还是抓住他们反对‘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进行批判,斗得这些老同志的情绪都不好。”

  10月17日,江青等人在全会小组会上对参加“二月逆流”的三老四帅进行围攻和诬陷。他们说,国务院、中央军委的领导人“一个在京西宾馆、一个在国务院”,“二者合流”,“是一个集团”,“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反对十一中全会,反对文化大革命”,诬陷叶剑英、徐向前“在京西宾馆煽动干部反对毛主席”,反对“文化大革命”,“乱党乱军”、“要夺军权”。诬陷谭震林是“叛徒”。(范硕:《叶剑英在非常时期》,第188页。)

  10月17日,叶剑英在中南组会议上遭到了围攻、批判。叶对一些人的质问和围攻,作了解释和回答。他说:对这个运动,我不理解,跟不上,把支流看重了,我有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右倾思想,但我同他们是组织上无联系,思想上有共鸣。我“舌战群儒”,指的是王(力)、关(锋)、戚(本禹)。我不同意群众对领导干部乱批乱斗,是为了保护干部。1967年初解决青海问题、成都问题、万县问题,我是担心军队搞垮了,是想保护军队。对于叶剑英这些解释和回答,小组的许多人十分不满,继续进行围攻。有一些从工人中走上中央领导层的人员,更是以极左的发言,对叶进行了攻击。(《叶剑英年谱(1897-1986)》下册,第978页。)

  同一天,康生在小组会上发言,给“二月逆流”强加上“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反对延安整风运动”,“为王明路线翻案”,“公开否定毛主席的领导,他们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反对中央文革”等罪名。他说:“‘二月逆流’首先打第一炮的是叶剑英。”江青污蔑陈毅、叶剑英、徐向前等人“乱军”。黄永胜污蔑叶剑英是“二月逆流的俱乐部主任”。

  聂荣臻在他所编小组里,同样受到揭发批判。陈伯达追问聂:为什么与叶剑英议论他那段“糊里糊涂进去又糊里糊涂出来”的历史?陈伯达还说,聂荣臻与陈毅、叶剑英、徐向前等在西山拉拉扯扯,发泄对“文化大革命”和“中央文革”的不满,这是“二月逆流”西山一股的成员。

  据李先念的秘书回忆:吴法宪在华北组会议上诬蔑说,“二月逆流”中有两股黑势力,一股子在国务院,成员有谭震林、李富春、李先念及余秋里、谷牧;一股在军委,成员是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及萧华和杨成武,陈毅是这两股黑势力的联系人。(程振声:《李先念在十年浩劫之中》)

  10月18日,叶剑英借故不到会,向中南组递交书面检讨发言,被迫“检讨”在对待“中央文革”、在处理青海事件、成都问题等方面的“错误”。叶剑英承认自己“对‘中央文革’的态度,不是拥护的,而是反对的”!

  林彪、江青一伙对叶剑英等老帅的态度和“检讨”,当然不满意。江青每天晚上在碰头会都要听取汇报,然后布置各组第二天批判的内容。

  10月22日,叶剑英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不得不向全会中南组递交“第二次书面检讨发言”。

  • 责任编辑:陈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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