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印度的一个特殊群体，从一出生就注定要从事一份可能伤害人格和尊严的工作，报酬微薄，艰难度日。
双手扶着顶在头上的大柳条筐，里面装满了附近居民的排泄物，寡居的珂兰熟练地走过一连串污水横流的臭水坑，跨过一堆垃圾。到了可以倾倒污物的地方，她把顶在头上的污物倒出去。
“甚至没人肯给我们一份体面的工钱！”她啐了几口痰，把混合着泥浆的垃圾耙过来，掩埋她刚刚倒出的排泄物。作为手工清理厕所的印度掏粪工，这是珂兰每天都要重复无数次的动作。
珂兰大约60岁，这个形容枯藁、目不识丁的女人，搞不清自己的确切年龄。“恶臭直熏脑门，经常让我觉得恶心，毕竟我也是人。”她向法新社记者抱怨说，“可我的人生就这么过去了。”
帕文家是珂兰的主顾之一。他们一家三代9口人，住在一间不大的砖房里，还有个混凝土的小院，厕所则是砖墙围起来的一个洞坑。每天，珂兰从临街的一个小孔伸进手，用一把塑料铲将污物从里面舀出，放在自己以树叶为衬底的柳条筐里，然后顶在头上运走。
“我们感到很难过，”当被问及珂兰的困境时，帕文家一位年轻寡妇说，“我同情这个女人，有时也试着去帮她。”
雇用算是帮助的一种方式。帕文家每天给珂兰一张薄饼，一个月额外给她5公斤粮食，没有工钱。
在这个名为Nekpur的小镇上，还有约20个女人跟珂兰一起从事这份卑微的职业，有时也疏通堵塞的下水道。而在更广阔的印度土地上，34万甚至更多的印度人靠手工掏粪——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称之为“最不体面工种”——来维持生计。被印度官员描述为“全世界最大开放式厕所”的铁路，也常常是掏粪工们工作的地方。
没有靴子，没有口罩，也没有手套，她们在没有任何防护用具的情况下接触排泄物。男人们穿着短裤、赤裸上身潜入散发着恶臭的化粪池和下水道，工具只有一把锄头和一根木棍。许多人因此染病，从皮肤、呼吸道到肠胃都深受其害，几乎所有掏粪工都在四五十岁时，患上肺结核、哮喘等疾病。
有些人能拿到大约每个月20到160卢比的薪水（1卢比约合0.11元人民币），生病时可以买些廉价的药品。但更多人像珂兰一样，只能拿到少量食物作为报酬。
掏粪工注定成为掏粪工
在小镇Nekpur，成群的蚊子盘旋在臭水沟和化粪池上方，衣不蔽体的孩子在街头玩耍，大街上的水牛比汽车多。珂兰和她的同伴们住在矮小的泥坯房里，跟镇上的其他居民远远分开。
因为他们是达利特，传统种姓制度中最低下的“贱民”、“不可接触者”，掏粪的工作被分配给他们。由于这一“世袭”的工作，达利特被进一步贴上了肮脏的标签。
他们不被准许饲养牲畜，走路要避着人，不能让自己的影子落到路人身上，有人随身带着扫帚，边走边打扫自己的脚印；他们去商店买东西，老板会把东西远远地扔过来，收到的钱还要用水冲洗。达利特不被允许住在村子里，不能到村子的井里打水，小孩也不能上村里的学校。
对大多数掏粪工来说，这种令人作呕的工作伤害着人格和尊严。一个女掏粪工说：“我们还没有告诉孩子们我们做的是什么事，他们不会理解的。这种工作毫无自豪可言。”
在圣雄甘地将其斥为“印度教的一个污点”的60多年后，臭名昭著的种姓隔离制度在达利特身上，依然被以最严苛的方式执行着，不时带来折磨和阵痛。印度每年6%以上的经济高速增长和成千上万的IT精英，无法抹去这道历史留下的阴影。
非政府组织“美国水事援助组织”曾将掏粪工的存在归咎于，印度熙熙攘攘的城市缺乏排污基础设施。
国际慈善组织Action Aid曾在印度6个邦进行随机抽查，发现至少有3万间旱厕仍需手工掏粪，包括铁道部、国防部、工业部在内的中央政府部门，还有未经改造的老式厕所。
这个一直挣扎着想为国民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国家，在现代排水系统建设方面始终进展甚微。2011年，中央污染控制局透露，在印度近8000座城镇中，只有160个建有城市排水系统和污水处理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