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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模式的统治哲学:让人信服不如让人恐惧

关于秘密机构犯罪的情况,尤其是“线人”告密行为的量刑实际情况是,最后没有一个线人因告密行为被判刑。东德的成文法律违背了基本的法权概念,违背了自然法的概念,所以可以追究开枪杀人者的法律责任。

  民众行为的“双重化”导致了体制的不可预见性

  集权国家的统治者“真诚地相信剪除政治躯干中腐败枝干是他们神圣的职责”。他们认为,只要剪除了异端,就可以保持他们地位的“稳固性”。如前所述,苏联模式的统治哲学是,与其让人信服不如让人恐惧。秘密警察的创始人、苏联契卡的第一任领导者捷尔任斯基在他的晚年说过:“唯有圣徒和流氓能在格别乌(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简称)中工作,现在圣者离我而去,只剩下我与流氓为伍。”可见他对本职工作性质的认识。

  在控制了公共舆论的情况下,党可以下令让舆论界制造出有利于这种体制的“真理”,以为这样就可以万事大吉了。正如持不同政见者罗·伊·麦德维杰夫所说的,苏联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垄断后果是“要求人们虚伪、顺应、愚昧和装傻,不断玩弄那种令人哭笑不得的、宗教意识般的、普遍宣誓效忠的把戏”。被训练的人充满了谄媚味道,他们的人格被分裂,行为方式“双重化”。为了应对统治者的恐怖政策,被统治者塑造出一种“伪善”的“功能性虚构”的“积极姿态”,而实际上人们各种活动与心灵之间的关联是割断的。老百姓都知道,在公众场合做政府认为“正确”的事,在私下才能有真实的表露。意识形态“空壳化”早已是人所尽知的事实。

  长期以来,广大的被统治者在公开场合与私底下使用“两种语言”体系。一种是给公众的和麦克风的“报刊语言”、“书面语言”和“会议语言”,它是空洞无物的、连讲话者自己也不相信的一种套话,但又不得不说的“装腔作势”的“表演语体”,被老百姓称之为“党语”。人们已经被“训练”出一双异常敏锐的耳朵,能够听出党的路线在语气上最细微的变化和人事变动,好让自己跟上形势,随着党内斗争的起伏而变换“关键词”。另一种是给亲人的和极小的朋友圈子里的“自己人语言”和“日常的语言”。这是一种真实感情表露的心声。只有在这种语言里还保留着活生生的民间语体,还保留着充满诙谐的“黑色幽默”,还保留着有批判能力的传统以及与现实之间的“正相关”。

  在那个秘密警察政治下的不正常社会里,人际关系完全被毁坏,人人都深陷自保的泥淖,以追逐个人利益最大化为原则。在这个恶性循环中,始作俑者不会想到,它所培养的除了懦夫和堕落者之外,还会有大量的投机取巧和见风使舵者,而这些人恰恰就是在平衡逆转关键点上的“倒戈者”。正是这些“面具人”导致了“大厦呼啦啦地倾倒”。

  旧制度是一个无解的死扣,正如兰德尔·彼特沃克在《弯曲的脊梁》中说的:“一个压制分歧的体系面临着无法解决的困境,它用以施加公共一致性的方法越严酷,公民们隐藏真实看法和显示许可看法的行为就越勤勉,而这个体系就越担心它的公民不站在他这边。”在这种恶性循环中,外表一致性的“波将金村”掩盖了真正的差异。例如,据斯塔西(东德国家安全部,负责秘密警察和高层保安)估计,到1989年春天,整个国家只有2000多个异己分子,而到东欧“主题变奏”大潮涌起的时候,情报部门的“失职误报”,让上层指挥系统猝不及防。

  在专制权力的罪恶链条上,每个人都可能是其中的一环,告密政治毒菌般毒害着人们,人们又相互毒害彼此,在那个道德感彻底崩溃的社会里,很多人同时扮演着几重身份,而不把真实的一面示人。从长远的眼光看,这种体制的不可预料性就在情理之中了。德国人反复强调,正常的社会需要一种表里如一的正常表达方式和可以信赖的人际关系,所以反思不是基于什么偏见,也不是针对具体哪个人,更不是培养仇恨,而应成为一种全民族的自觉。我们必须明确,在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双重遗产中我们应当吸取什么教训。

  • 责任编辑:王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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