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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垮台:“叛徒”戈尔巴乔夫?

从苏共分裂的过程可以看出,叶利钦从苏共的的出走,对苏共的打击是致命的。

  二是苏共的意识形态不是靠广大党员和民众主动接受和自觉信奉,而是靠强权维持,其本身就非常虚弱。苏共执政以后,为了维护其意识形态“唯一真理”的神圣地位,充分发挥其“精神原子弹”的威力,一方面利用自已全面掌控的教育、社科机构、出版单位和新闻媒体进行灌输宣传。另一方面采取“铁幕”政策、书报检查制度、克格勃第五局跟踪监控等手段,对任何试图质疑和反对官方意识形态的言行进行防控和打击。

  苏共对自已意识形态的特别呵护,完全违背思想理论的发展规律,使其经不起质疑、辩驳和外来思想文化的冲击。结果一实行公开性,苏共苦心营造70多年的意识形态大厦就轰然倒塌。其实,苏共的意识形态早在戈尔巴乔夫改革之前就已是皇帝的新衣。只不过那时除了勃列日涅夫敢讲“什么共产主义?都是骗老百姓的,都是空话”外,公众不敢谈论而已 。

  三是苏共坚持以意识形态治党治国是作茧自缚、徒受其累。马克思当年构画的未来社会主义美好蓝图,当然是苏共打江山时号召动员民众的旗帜。但当苏共坐江山后,那套理论能否用作治国理政的依据?历代苏共领导人应该心知肚明。因此,他们只好不断在“丰富、发展、完善、创新”马克思主义上作文章。就连戈尔巴乔夫这个“叛徒”,也只能顺杆爬出个“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但仍然不被广大党员和民众接受,也经不起“腐朽”资本主义思想的冲击。

  如果苏共高层当初不是继续背负在苏联早已声名不佳的意识形态“负资产”,而是象世界上大多数政党那样着重解决就业、物价、税收、社会福利等具体问题,把解决苏联当时面临的重大而又紧迫的社会和经济民生问题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则根本无需与党内外纠缠什么社会主义人道不人道、民主不民主的问题,也可以避免公开化对党的意识形态的冲击。

  二、为什么平反冤错假案会对苏共的形象和威望造成巨大冲击?

  苏共历史上犯有不少严重错误,有些可以说是对苏联人民的犯罪。如斯大林的大清洗对人民的残害程度甚至超过了历届沙皇,给国家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梅德韦杰夫2010年接受俄罗斯《消息报》记者访谈时,就明确表示:斯大林“罪行不可饶恕”。

  赫鲁晓夫时期,苏共曾试图解决历史包袱问题,平反冤假错案,但做得很不彻底。布哈林、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党的知名领袖的冤案都未能平反,受他们牵连的大批党政干部也得不到解脱;勃烈日涅夫时期,苏共对党内外异见人士的迫害虽不再采用肉体消灭的残酷政策,但对持不同政见者和人权活动分子仍在关押、流放和剥夺国籍。

  因此,平反历史上的冤假错案就成为苏共政治体制改革一道迈不过去的坎。公开性改革一开始,社会上就在重新审视和思考苏联的社会主义历史,并再次提出给斯大林时代被镇压者恢复名誉的问题。为此,群众团体“改革俱乐部”曾征集了三万个签名,并在莫斯科“十月广场”组织了纪念被斯大林迫害致死者的游行。

  同时,戈尔巴乔夫也非常清楚,如果公开性不触动历史上的冤假错案,就无法挣脱斯大林模式的束缚,政治改革就无从谈起;不平反历史上的冤假错案,就无法化解众多被迫害人士心中的不满,广大党员干部就会对改革心存疑惧,不可能积极支持和参与改革。因此,戈尔巴乔夫提出苏联历史“不应当有被遗留的人物和空白点”,“苏联社会不应该有不受批评的禁区”,并着手平反冤假错案工作。

  • 责任编辑:王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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