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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垮台:“叛徒”戈尔巴乔夫?

从苏共分裂的过程可以看出,叶利钦从苏共的的出走,对苏共的打击是致命的。

  1987年9月苏共中央政治局成立了由雅科夫列夫领导的平反委员会,在一年半内为约100万在斯大林时代受迫害者平反。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等人几十年的沉冤得到了昭雪;一些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被剥夺了国籍的持不同政见者和人权活动分子被恢复了国籍,著名物理学家萨哈罗夫从流放地回到了莫斯科。

  赫鲁晓夫也得到了部分平反,他在苏共20大上所作的“秘密报告”于1989年首次公开发表。

  事实证明,苏共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较好地化解了苏联社会长期积压的戾气,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为戈尔巴乔夫推进改革赢得了支持,也使苏共基本卸掉了沉重的历史包袱。

  但是在平反冤假错案中,社会上出现了“声讨控诉苏共罪行的歇斯底里狂潮”,掀起了一场从否定斯大林、否定斯大林模式,到否定否定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运动。客观上对苏共的形象和威望造成了巨大冲击。

  为什么苏共平反冤假错案会变成“为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提供了攻击苏共和社会主义的口实”?引发公众对苏共的愤怒声讨?

  一是苏共历史上特别是斯大林时代发生的大规模政治迫害,根源在苏共的体制,苏共本身就难辞其咎。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家长制得益于苏共的民主集中制;斯大林对党内“反党集团”的清洗利用的是党的组织;斯大林对社会异见人士的迫害,依靠的是国家专政机器。因此,斯大林的问题决不是斯大林个人的罪行,而是整个苏共的问题。人们将斯大林时代大规模的清洗镇压与社会制度相联系完全是正常的。造成人民对苏共不满的是斯大林时代的残暴,而不是戈尔巴乔夫对这种残暴的暴露和纠正。

  二是戈尔巴乔夫平反冤假错案只是“迟来的正义”。苏共自从斯大林时代起,就一直把维护苏共和党的领袖的“形象”置于人民利益之上。为此,他们可以置上百万受迫害者的痛苦于不顾,将冤假错案隐瞒和维持下去。即使是平反纠正,也要“逐步”、“适度”地进行。不能够“操之过急”,以免造成“负面影响”。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就有平反列宁、斯大林时代冤假错案的强烈呼声。但苏共对此始终讳莫如深、一直瞒着、压着、拖着,使上百万受害者的愤懑积聚成了巨大的“堰塞湖”。

  戈尔巴乔夫对冤假错案的平反,使受害者得到了“迟来的正义”,但“迟来的正义”毕竟不如及时的正义。如果苏共在赫鲁晓夫时期就彻底公开历史真象、平反冤案、释放公众的不满,而不是拖到几十年后。那样,苏共将赢得几十年的缓冲期,不至于在公开性改革中与其他矛盾集中暴发,形成冲击效应。

  三是戈尔巴乔夫的平反冤假错案仍没有做到有错必纠、完全彻底。苏共对列宁时期肃反、土改中的问题仍不敢触碰,不允许进行公开的讨论。直到苏共垮台、苏联解体后有关问题才被公开暴露。这不能说不是苏共后期人民群众对其不满的一个因素。苏共领导人始终不敢与其前任的错误彻底切割,宁愿自已背负沉重十字架艰难行进的精神真是令人叹息、唏嘘。

  三、为什么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苏共就会丧失对国家领导权?

  苏共名义上是政党,实际上是凌驾于所有国家政权组织之上的另一套政权组织。苏共作为权力中心,掌握着国家一切权力,国家内外政策的大政方针乃至具体政策的决策权都在政治局的几个寡头那里,甚至是在总书记一个人那里。国家权力机关──最高苏维埃,只是履行认证职能的“橡皮图章”;政府-部长会议则是听命于苏共的办事机构。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中就谈道:“我担任苏共总书记一职时,我拥有的权力可以和专制帝王相媲美”。

  苏共这套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执政方式,不单与自已标榜的政权的人民性格格不入,造成国家权力机构重叠,导致国家机关官僚主义盛行、效率低下,严重影响国计民生。而且这些权力机构中的特殊利益阶层,还成为苏共推行改革的重大阻力。

  • 责任编辑:王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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