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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三义:奥斯曼帝国政治改革的困境

新苏丹阿卜杜·麦吉德上台,高调门向本国臣民和欧洲使节宣示:奥斯曼帝国要掀起一场全面的改革运动。


  恰恰相反,政治改革的起点高:1839年破天荒地要把“权利”、“平等”以法令形式固定下来,1876年快速地制定宪法,雷声才响,雨点就落下来(议会召开了)。奥斯曼帝国史相关资料显示,几乎各阶层支持改革,看好改革。我们很难猜测,奥斯曼帝国各阶层怎么那么容易达到“共识”?我们知道,奥斯曼土耳其人后来成功地走上西化道路,主张西化的一派坐了江山,对历史上的改革有所夸大。

  不过,奥斯曼帝国历史上对改革达成“共识”的情况也是有的。比如1792年塞利姆三世提出要改革军队,那一次的御前会议上各个政治派别确实达成“共识”,臣民也是支持的,因为俄国人已经打到黑海了,此前奥斯曼帝国与俄国打了一个世纪(17世纪末至18世纪末)的仗,没有赢过一次,再不改革军队,就要亡国了。1839年和1876年的政治改革实践,我们排除史料夸大的成分,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奥斯曼帝国国内形势很严重,外患迫在眉睫,非改革政治制度不可;国内各阶层的利益都在受损,不支持改革不行。

  不管怎么说,奥斯曼帝国的政治改革启动势头很猛,最高统治着素丹本人决心大,改革派大臣支持强劲,反对力量弱,但是,随着改革措施的展开,情况就发生微妙变化,不支持的多了,反对的意见多了,改革渐渐停顿,最后的结果,不是素丹被废黜(如阿卜杜·阿齐兹被废),就是素丹驱逐了立宪派(如阿卜杜·哈米德二世的做法)。

  阿卜杜·哈米德二世为什么仅仅推行了两年宪政就停了呢。理由很简单:建立议会,实行选举,就是要让议员们参与国策;政府发挥独立行政职能,政府首脑就要行使国家行政权,宫廷就不再是整个国家唯一的权力中心了。这也就意味着,国家大事,不能由素丹一个人说了算。素丹此时才明白,原来所谓的宪政,就是限制素丹的权力,国家的权力中心要从皇宫移向政府、议会所在地。

  这怎么行?素丹无论如何不能忍受议会、政府与皇宫的并行,不能忍受素丹本人与议长、政府首脑之间权责的划分。于是这位素丹解散议会,推行独裁统治30多年,他觉得:还是一个人说了算更好,居高临下是多么过瘾。

  其实,自马哈茂德二世的政治改革起步,到后来的“坦齐马特”,前后几位素丹都面临着同样的困惑:不引进西方的制度,单纯的技术引进和局部改革不足以富国强兵,但西式的制度就要限制君主的权力;倘若素丹权力弱化,行省和属地就会闹独立,素丹必然失去权威;只有加强中央集权,才能防止地方势力分裂割据,但这样做与西化的目标背道而驰。

  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呢?几任素丹的办法是:改革要进行,素丹的权力不但不能受限制还要强化。结果是,经济、法律、教育改革取得许多“标志性成果”(编制国家预算,建立国家银行和私人银行,废除包税制,改革了土地制度,发展了商业;设立混合法庭,颁布了民法典、商法典;颁布了教育法,开办了新式中小学和大学),但政治上加强了对地方的控制,比改革前更加集权,以至于后人批评为“独裁式的现代化”。

  再看奥斯曼帝国各阶层对待政治改革的态度。就算各个阶层起初都支持改革,并且热情很高,为什么又变得不热心甚至反对呢?首先,帝国改革的两道法令涉及政治权利方面的东西,并没有落到实处。改革派描绘的改革蓝图,依然停留在纸上。经济、法律、教育等领域的改革,得到好处、落得实惠的毕竟是少数人。

  理想与实际明明白白的反差,浇灭了一部分人的政治改革热情。其次,需要进一步探究的是,西方人和后来的土耳其人评价很高的“进步原则”(法令中提出的“权利”、“平等”)倘若落到实处,有多少人需要,有多少人欢迎?

  “坦齐马特”时期的法令颁布后,享有特权的穆斯林的反应是:非穆斯林(基督教徒、犹太教徒等)怎么能和穆斯林平起平坐呢?有的穆斯林认为把特权给予非穆斯林是不合适的。穆斯林知识分子援引“沙里亚”(伊斯兰法),说,把权利让给基督教徒,是与神圣的伊斯兰法则相违背的。

  落实改革措施的过程中,宗教界人士也必须纳税(本来除了宗教义务“天课”外不向政府纳税),政府坚持征收人头税,宗教界人士严厉指责改革。在旧制度下独享特权的穆斯林包税人、商人也批评新政策。连那些普通穆斯林青年,也觉得让基督教徒加入政府军队不合适。

  服兵役是穆斯林尤其土耳其穆斯林的神圣权利,新法令宣布“服兵役是帝国所有臣民的义务”,土耳其穆斯林不乐意接受。传统奥斯曼社会的臣民划分是:穆斯林、迪米人、非穆斯林、外国人。改革引进新的社会群体划分方式,不以宗教信仰来划分民众,而以“奥斯曼人”取代传统的划分,也让特权阶层不高兴。

  法令宣称提高非穆斯林(如基督教徒等)的地位,也没有使他们满意。他们的愿望,并不仅仅满足于在法令上与穆斯林平等,他们需要与经济地位相适应的政治地位,哪怕保持旧制度也能维护特权。比如希腊基督教徒,在奥斯曼帝国多年的“米勒特”制度下,他们在基督教社区中享有特权,一旦“平等”,优势和特权就丧失了,所以,非穆斯林的真实愿望,要么是保持传统特权,要么取得新的特权,总之要保持优势地位,维持“不平等”才对他们有利。

  巴尔干半岛的基督教徒就不甘心当帝国境内“平等成员”中的一员,欧洲国家不停地向素丹施压,要求“妥善处理帝国境内基督教徒的地位问题”,民族主义者在煽动“自治”和“独立”。

  对企业主、商人而言,新政策确立了新规则,限制了他们获取利益的途径。以前他们通过寻求上层“保护伞”来获取垄断利益,往往不存在这个“准许”那个“规则”的,一旦失去特权,他们的利益会受损。另一方面,改革法令允许外国人在素丹管辖的范围内持有、购买、处理不动产,这也冲击了国内富有阶层的“固有领地”。

  可见,政治改革的目标没有问题,但改革的措施真正推行时,不仅仅特权阶层反对,连普通民众也有意见,因为大家发现:“平等”原来不是个好东西!事实上,“平等”并不是所有人的愿望;每个人真正的愿望是自己始终高出别人、优越于别人。奥斯曼帝国的臣民在土耳其人的皇权统治下生活了几百年,等级固化,意味着利益分配方式固化,这就是1878年之后阿卜杜·哈米德二世推行独裁三十年的民众基础和社会基础。

  看来,“限制君权”,素丹不高兴;实行“平等”,各阶层有意见,那就只能退回到皇权时代,维持“不平等”,大家相安无事。

  ( 本文发表于《读书》2013年第4期7-12页 )
  • 责任编辑: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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