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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的个人崇拜

斯大林向卡冈诺维奇详细地讲述了他建立的“从上到下……检查执行情况”的体系。尽管斯大林明确表达过这样的愿望,在外交行动方面要南斯拉夫领导多与苏联商量,铁托却背着苏联行动,将斯大林置于既成事实面前。

  从卡冈诺维奇的回忆来看,在斯大林领导下制订了向托洛茨基发起进攻的计划。着手动员优秀的宣传鼓动人员参加同托洛茨基分子的争论。革命前入党的布尔什维克提供了特殊的帮助。他们对年轻人讲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与托洛茨基及其支持者之间的多年的斗争,改变了年轻人心目中在1917年之后形成的把托洛茨基看做坚定的布尔什维克和列宁主义者的观念。卡冈诺维奇写道:“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老布尔什维克们为党、为中央委员会和莫斯科委员会击败莫斯科组织中的托洛茨基分子提供了无可估量的帮助。”

  斯大林本人积极参加了自发开展的党内争论。他决定表明自己不怕争论。不但如此,他12月20日在俄共(布)红色普列斯尼亚区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宣称,“争论……是党有力的标志……党的积极性提高的标志”。他说,在争论过程中正确地提出了关于党内生活各种不同缺点的问题。同时,斯大林显然注意到在党的会议上提出的批评声势很大,并且发现那些企图证明党的领导的立场正确无误的人的观点并非无懈可击。

  斯大林知道,在和平和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党的生活民主化的口号会在党内得到积极的支持。他在1923年12月说,造成“缺点”的原因之一是“军事作风的残余”,是党的“军事化”。他对许多参加争论的人、尤其是年轻人坚持的党的生活民主化的要求表示支持(他们要求更加广泛地参加全党问题的讨论,根据可能改选党的领导人,放宽接收新党员的条件等),他提出:“必须提高党员群众的积极性,党员群众所关心的一切问题……都让他们进行讨论。对于各级党机关所提出的一切建议,保证能够自由地进行批评。”他谈到了必须举行“常设的各部门负责工作人员(经济工作人员、党的工作人员、工会工作人员、军事工作人员)的会议……在会上提出会议认为必须提出的问题”。他提议“把我们生产部门的党支部吸引到与企业和托拉斯的工作进程有关的问题方面来”。为此,他提出举行有非党群众参加的经济会议。

  不过对斯大林来说,党的生活的“民主化”不仅意味着具有就各种不同问题进行广泛争论的自由,而且首先意味着吸收广大人民群众的代表参加管理。因此斯大林提出“必须抛弃我们的地方组织有时在接收工人同志入党时表现出来的那种多余的形式主义”。他坚持认为“党可以而且应当放宽从工人阶级队伍中接收新党员的条件”。

  斯大林主张“一切党组织和负责人必须真正由选举产生”。不错,他也指出,在争论过程中也有人“走极端”——建议在选举时不必考虑党龄的长短。斯大林要求考虑党龄,以便使党不受“新经济政策的潮流”的影响,并使非无产阶级分子难以进入党内。

  与此同时,斯大林力图揭示反对派的领袖们想要扮演民主的保护者的虚伪性,指出了他们的真面目——说明他们赞成使用粗暴地发号施令的管理方法。他在12月15日的《真理报》发表的《关于争论,关于拉法伊尔,关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论文和萨普龙诺夫的论文以及关于托洛茨基的信》一文中写道:“在反对派队伍中,有像别洛博罗多夫、罗森霍尔茨、皮达可夫、阿尔斯基、贝克这样的人。别洛博罗多夫的‘民主’至今还留在罗斯托夫工人们的记忆中;罗森霍尔茨的‘民主’使我们的水运员工和铁路员工吃了苦头;皮达可夫的‘民主’使整个顿巴斯不是号叫就是痛哭;阿尔斯基的‘民主’是大家都知道的;贝克的‘民主’使花刺子模至今还在痛哭。”

  后来斯大林以同样的冷嘲热讽的口气说“托洛茨基,这位官僚主义分子的头子,没有民主就活不下去”。他接着说:“从托洛茨基的嘴巴里听到关于民主的词句,我们感到有些可笑,因为就是这位托洛茨基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曾经要求从上面来整刷工会。可是我们知道,第十次代表大会时期的托洛茨基和现在的托洛茨基是没有多大差别的,因为无论在当时,无论在现在,他都主张整刷列宁式的干部。差别只在于: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上他要在工会范围内从上面来整刷列宁式的干部,而现在他要在党的范围内从下面来整刷还是那些列宁式的干部。他需要民主,把它当做法宝,当做战略手腕。全部花样就在这里。”

  托洛茨基分子把他们提出的“民主”的口号只用来作为掩盖以强力方法夺取政权和建立军事独裁的外衣。1923年12月底,红军政治部主任安东诺夫奥弗申柯作了关于召开各高等军事院校共产党支部代表会议的指示,并给军队组织发了第200号通令,其中要求根据托洛茨基的《新方针》的论点改变红军党的政治机关的体系。政治局要求收回这个文件,但是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在12月27日的回答中对党的领导进行了威胁。12月28日和29日托洛茨基在《真理报》上发表了宣传他对《新方针》的解释的文章,而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在这些日子宣称,红军战士将“团结一致”支持托洛茨基。这些声明令人感到有发生军事政变的危险。

  季诺维也夫像平常一样,陷入了恐慌之中,因此建议立即逮捕托洛茨基。虽然这一建议被否决了,但是党的领导人采取了有效的措施来剥夺托洛茨基的最积极的支持者们的权力。根据中央委员会组织局的决定,政治部的通令被撤销,安东诺夫奥弗申柯被解除职务,1月12日他的职务由布勃诺夫接替,此人这时已与“四十六人纲领”断绝关系。在这之前一天,托洛茨基的忠实支持者、从1918年10月起就担任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的斯克良斯基被解除职务。

  1924年1月初,各个党组织内的争论结束了。支持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得到98.7%的党员的赞同,而支持托洛茨基决议的赞同者只有1.3%。党的第十三次代表会议(1924年1月16日至18日)的情况证实了托洛茨基及其支持者的失败。托洛茨基本人没有参加代表会议:这时他在苏呼米,据说在那里进行感冒后的治疗。斯大林作了题为《关于党的建设的当前任务》的报告。

  斯大林并不抱有幻想,并不认为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主义政治上已完全被粉碎。他在报告里承认,甚至在托洛茨基没有积极参加争论的情况下,许多党组织表示与他意见一致。托洛茨基的声望仍像以前一样很高。此外,如同在某种大张旗鼓反对一个人的群众性运动中常见的那样,人们出于同情单个人的感情往往会去卫护“受迫害”的人,特别是在这个人享有往日的荣耀和“为真理而斗争的战士”的盛名的时候。斯大林谈到,一系列党组织提出应给赞同政治局的决议加上“一些尾巴,比如说,是的,你们一切都很好,但是不要欺负托洛茨基”。斯大林在回答这些“尾巴”时说:“这里我不提谁欺负谁的问题。我认为好好分析一下,那就可以看出,关于齐特·齐梯奇的著名的话对托洛茨基是十分合适的:‘齐特·齐梯奇,谁欺负你了?你自己在欺负一切人。’”(齐特·齐梯奇是俄国剧作家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剧本《代人受过》中的主人公。)

  根据参加代表会议的米高扬说,斯大林“说话平静而有论据……斯大林没有尖锐地提出问题,避免说生硬的话,尽量使用缓和的词句”。与此同时,斯大林竭力对争论作出全面分析,像他通常所做的那样,指出它的“三个时期”和托洛茨基的“六个错误”。虽然他在评价反对派的行动时比较克制,但是把主要结论说得非常坚决:“我们不能容忍集团和派别组织,党应当是统一的和完整的……”他坚决驳斥反对派纲领的基本论点,说道:“不能把党和机关对立起来,不能胡说干部有蜕化的危险,因为这些干部都是革命的;不能在这些革命干部和青年之间找空子,因为青年和这些干部现在步调一致地前进,将来还会步调一致地前进。”

  斯大林出乎反对派意料地宣读了至今一直保密的党的十大《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中的一个条文。根据这个条文,中央委员会受权“如遇违反纪律、恢复和容许派别活动的事情发生,可以采取党内一切处分办法,直到开除出党;而对中央委员就把他降为候补中央委员,甚至采取非常措施,把他开除出党”。如同米高扬指出的那样,“反对派的支持者否认在现在条件下这个条文的可接受性,认为一般提起它就是不合适的,尤其是因为它是‘秘密的’。因此斯大林的报告受到了托洛茨基分子的激烈的批评。例如,拉杰克说报告人‘从衣袋里掏出党的十大认为应保守秘密的决议’,‘无论是中央委员会还是政治局都没有决定要斯大林这样做。只有代表大会才能决定把党的代表大会宣布保密的文件公开,让全党都知道’”。

  据米高扬说,“斯大林在做结论时如同在做报告的整个时间一样,外表上仍是平静的,但是尖锐地提出了与反对派有分歧的所有问题。这一次他对争论的过程作了比较详细的分析”。斯大林力图说明反对派分子发言的蛊惑人心,他们大声叫嚷经济领域和党内的危机,但是没有为防止和克服危机提出任何办法。斯大林就销售危机和因此而产生的社会风潮说:“当时反对派在哪里呢?如果我没有弄错,当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克里木,萨普龙诺夫在基斯洛沃茨克,托洛茨基在基斯洛沃茨克写完了他的论艺术的文章,准备来莫斯科。在他们还没有来到之前,中央委员会就已经在会议上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他们来到时一切都已经准备好,他们既没有参与一句话,也没有对中央委员会的计划提出任何反对的意见……我肯定地说,无论在九月全会上,无论在书记会议上,现在的反对派分子对于‘严重的经济危机’或者‘党内危机’和‘民主’连一句话都没有讲过。”

  • 责任编辑: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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