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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的个人崇拜

斯大林向卡冈诺维奇详细地讲述了他建立的“从上到下……检查执行情况”的体系。尽管斯大林明确表达过这样的愿望,在外交行动方面要南斯拉夫领导多与苏联商量,铁托却背着苏联行动,将斯大林置于既成事实面前。

  斯大林嘲笑了托洛茨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萨普龙诺夫、拉杰克的蛊惑人心后,用严厉的语气结束了他的结论部分:“反对派所反映的是党内外非无产阶级分子的情绪和意图。反对派自己没有意识到他们在放纵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反对派的派别活动帮助了我们党的敌人,帮助了那些想削弱和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人。”

  代表会议作出的关于大批吸收车床旁的工人入党的决定,是这种把反对派看做依靠非无产阶级力量的政治运动和助长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现象的评价产生的合乎逻辑的结果。这个决定并不意味着贯彻列宁关于吸收工人参加国家的领导的思想,但是归根结底是与它一致的。这样的大批吸收工人入党,不久就称为“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入党”。

  在列宁由于担心党发生分裂为与托洛茨基达成妥协提出解除斯大林总书记职务的建议后过了一年多,斯大林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粉碎了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主义,从而保持了党的团结。显然,列宁由于患病而加深了的担忧是不必要的,而他缩小斯大林的权力的意图没有实现。相反,斯大林由于很好地领导了这次击败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分子的运动,他的权力增强了,威信也提高了。

  对斯大林无限信任,准备无保留地完成他的任何命令,这成为一种良好的土壤,适宜于滋长对他没有批评、赞赏变成无节制的颂扬的风气。到30年代初已经形成了对领袖表示恭敬的礼节仪式,后来称为“斯大林个人崇拜”。在《白海运河》一书中这种仪式的某些成分得到了赞赏性的描写。事先就想像着拟在1932年初召开的党的第十七次会议的开幕式,书的作者们写道:“乐队奏鸣起来。大家都将站起来。孩子们将跑过舞台并向主席团抛鲜花。带着自己汇报的老工人、红军战士、海军战士、有世界声誉的学者院士将列队行进。整个深红色—金黄色的剧院大厅里的人们又将站起来,鼓掌鼓得吊灯都颤动——这是全国在欢迎领袖。这是斯大林——他们的朋友、同志、导师,还有某种宏大的东西、某种特殊的伟大的智慧,它似乎是普通的,同时又是异常不平凡的、崇高的——一切人类称为天才的东西。他身穿普通的弗伦奇式上衣站着——一百四十个民族向他致意。何止一百四十个!在温暖的大洋里轮船炉膛前的司炉工、上海船坞上的工人、高地草原上农场主和牧场主的工人、鲁尔的矿工、比利时的冶金工人、意大利的雇工、加利福尼亚矿山里的矿工、澳大利亚翡翠矿里的矿工、非洲的黑人、中国和日本的苦力——所有被压迫被奴役的人都在重复着这种致意。”

  新闻记者、政论家、作家、党和国家的活动家仿佛互相竞争着颂扬斯大林。在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开幕那一天,《真理报》头条放上了这样的标题:“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在我国可能胜利的学说照亮了我们的斗争道路。斯大林英明、坚强的领导指引我们走向胜利”。报纸社论充满了对斯大林的颂扬:“推出了一辈英明领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无产阶级为自己找到了最当之无愧的继承人——伟大的斯大林,革命思想和行动的巨人……斯大林的高瞻远瞩、坚强不屈,对机会主义的细微表现决不妥协,战胜了……现在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使别人倾听他像倾听斯大林那样。”文章以这样的话结尾:“向列宁主义的中央委员会和党的领袖、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钢铁队长,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建筑师——斯大林同志致以热烈的敬礼!”

  1月29日《真理报》这样评述斯大林所作的中央总结报告:“党的领袖卓越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法,一步一步地阐明了错综复杂的当代国际形势、危机运动、资本主义国家里的紧张局势,显示了苏维埃国家经济的不断增长。”社论以这样的话结束:“胜利于我们是有保证……因为有列宁主义的中央委员会和用伟大工作纲领武装布尔什维克的斯大林这样的不屈不挠和英明天才的舵手。”

  在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举行期间,联共(布)中央书记С.М.基洛夫称斯大林是“光荣的坚如磐石的列宁主义者”,“优秀的列宁主义者”,还有“光荣的、不屈的、伟大的领导人和战略家”。对斯大林的类似这样的颂扬响彻在代表大会讲台上,充斥于每个发言人的讲话中,其中也包括来宾——来自其他各国的共产党人,还有在向代表大会的每一个致辞中(只有在斯大林自己的报告中以及资格审查委员会主席Н.И.叶若夫的报告中没有提到他的名字)。对斯大林的无止境的颂扬也充满了所有过去的反对派表示悔过的发言中——发言者有А.И.李可夫、М.П.托姆斯基、Л.Б.加米涅夫、К.Б.拉杰克、Е.А.普列奥布拉任斯基、B.B.洛米纳泽等。Н.И.布哈林称他是“世界革命的元帅”。

  这时在盛大的聚会上对斯大林表示尊敬的祝酒词、向他致意的话已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同时还总是伴有暴风雨般的掌声。斯大林的肖像、雕塑像装饰着国家机关的办公室,而过节时则装饰着建筑物的正面。在节日游行时全国各城市的人们都举着斯大林像。

  为表示尊敬,许多城市——斯大林格勒、斯大林纳巴德、斯大林诺、斯大林尼里等,工业企业,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帕米尔峰都以他的名字命名。诗人写诗献给斯大林。哈萨克民间诗人江布尔作了长诗,其中说:“斯大林!春天的太阳——这是你!你瞧一下,犹如洒下温暖的阳光,田野上麦穗串串,鲜花盛开,心搏得更欢,血变得更热。”列兹根人的民间诗人苏莱曼·斯塔利斯基在自己的诗作中称斯大林是“不可战胜者”、“幸福的缔造者”、“全世界的建筑师”,并断言“整个地球都听从”他。作曲家把歌颂斯大林的热情洋溢的长诗变成歌曲。其中一首有这样的词:“在苏维埃大地上,黑夜不会由黑暗来代替,太阳——斯大林在它上空照耀着。”

  1937年初访问莫斯科的利昂·费赫特万格尔说:“百姓对斯大林的崇拜和无限迷信——这是首先引起在苏联旅行的外国人注目的现象。在所有的角落和十字路口,在合适和不合适的地方都可以看到斯大林的半身雕像和画像。不得不听到的话语,不仅仅是政治性话语,而且连以科学和艺术为主题的报告也充斥了对斯大林的颂扬,这种神化常常采取的是索然无味的形式……至少令人费解的是,极为难看的斯大林半身雕像与在其他方面布置得尚有情趣的伦勃朗展览会有何相干。在一次有关苏联戏剧艺术的报告会上我听到,到目前为止表现得尚有分寸的报告人突然热情地颂扬起斯大林的功绩来,这令我相当沮丧。”

  确实,费赫特万格尔短暂的访问和他对苏联生活的表面了解不可能使他注意到,斯大林不是惟一得到如此敬仰的国家领导人。党和国家机关的办公室里除了有斯大林的画像,还有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和其他政治局委员的画像。在节日期间他们的画像同样装饰着建筑物的正面,节日游行时也举着他们的画像。为对许多知名的苏联领导人表示尊敬,在他们生前一些大城市就用他们的名字命名(特维尔曾名为加里宁,彼尔姆——莫洛托夫,卢甘斯克——伏罗希洛夫格勒等),北半球的海角、山峰、工厂、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和其他企业也都用他们的名字命名。民间诗人江布尔作了长诗表示对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米高扬、叶若夫和苏维埃国家其他领导人的敬意。出现了歌唱“第一元帅”伏罗希洛夫的歌曲,而在阿尔捷克少先队员唱的歌中有这样的歌词:“每时每刻敬爱的莫洛托夫都记着我们!”画家和雕塑家则把为历史留下国家领导人加里宁、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奥尔忠尼启则、基洛夫等人的形象看做是自己的职责。

  虽然Н.С.赫鲁晓夫在第二十次苏共党代表大会闭幕式上谴责斯大林个人崇拜时说道,马克思主义反对颂扬领导人,并且是毫不妥协的,实际上还是革命前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就像所有的社会民主党一样,已经产生了颂扬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以及其他知名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人的传统。类似的敬仰不仅仅对马克思主义运动的领袖,而且对二月革命后临时政府的总理А.Ф.克伦斯基也一样。阿尔卡季·盖达尔在回忆阿尔扎马斯于1917年夏天时写道:“在每一期报纸上都有他的肖像,‘克伦斯基讲话’,‘居民给克伦斯基经过的路上铺满鲜花’,‘一群激动的妇女把克伦斯基抬了起来’……邮局的电报有十分之一是发给克伦斯基、向他致意的。这些电报发自群众集会、学校的会议、教会会议、杜马、神幡手协会——真正是从聚集了几个人的各个地方。”

  十月革命后,除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列宁、托洛茨基和党的其他领袖成了颂扬的对象。无论是列宁还是其他活动家都没有反对这一点。十月革命一周年时在莫斯科举行了盛大的集会,会上作了两个报告:《列宁——俄国十月革命的领袖》和《列宁——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列宁就在这次会议的主席团中。演说者以向列宁、托洛茨基等人表示致意的祝辞结束报告。领袖们的肖像和雕像装饰着所有的机关。在国家地图上出现了列宁格勒,还有托洛茨克、季诺维也夫斯克。许多企业和机关用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和党的其他领导人的名字命名,以表示对他们的尊敬。

  利昂·费赫特万格尔在解释个人崇拜现象时断言:“俄罗斯人喜欢夸大,他们的话和手势在某种程度上表达的是最高级的程度,而且,当他们能宣泄自己汹涌的感情时,他们感到高兴。”但是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也获得了特别的尊敬。1825年在上秘鲁建立的玻利维亚共和国的名字是对西蒙·玻利瓦尔的尊敬(而且是在他活着的时候),因为他领导了南美洲西班牙殖民地争取独立的斗争。通常,革命推翻了传统上受尊敬的君主,伴随着出现的是新的民族英雄——一般是以建立的共和国的总统为代表的。为了纪念革命领袖,在美洲国家里城市、广场和街道取名乔治·华盛顿、贝尔纳多·奥希金斯、何塞·圣—马丁等。他们的肖像印在邮票上、硬币上、纸币上。为纪念他们,高立起他们的雕像、纪念碑。例如,在南达科他州拉什莫尔山的岩石上刻出了四位美国总统——华盛顿、杰斐逊、林肯、罗斯福——的巨型雕像。政权集中到一个人手里后,在大变革时期这个人在社会上的活动,不可避免地导致人们过分赞美他的个性,赋予他超人的品质和美德,建立起整套崇敬他的仪式。在欧洲拿破仑·波拿巴的个人崇拜实际上是复活了古罗马对帝王的神化。在20世纪,中国的孙逸仙、土耳其的穆斯塔法·基马尔、捷克斯洛伐克的马萨里克、波兰的毕苏斯基和其他“民族之父”获得了特别敬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世界各国产生了对重建的极右民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运动领袖——贝尼托·墨索里尼和阿道夫·希特勒——的个人崇拜。当这些人执掌政权时,对他们的个人崇拜就推广到整个国家——意大利和德国。

  为什么在日常生活中谦逊淳朴的斯大林会容忍对自己的神化?在自己的《莫斯科·1937》一书中,利昂·费赫特万格尔写道:“如此程度的崇拜显然使斯大林感到厌恶,有时候他自己也嘲笑这一点。”费赫特万格尔在与斯大林的交谈中曾说出了“对他个人俗气的和夸大的崇拜的意见”,用他的话说,斯大林“为自己的工人、农民辩解说,他们过分忙于自己的活,因此无法培养自己有高尚的情趣,他还拿数十万尺寸大得出奇的有小胡子的人的肖像——游行时在他眼前晃过的肖像开玩笑……所有这些喧闹他都忍耐着,他声称,这只是因为他知道,节日的狂热给它的制造者带来了某种幼稚的欢乐,他也知道,对他的这一切并不是对个人,而是对一种潮流的代表。这一潮流确认,在苏联建成社会主义经济比持续不断的革命更为重要”。

  显然,斯大林的这种解释是使费赫特万格尔满意的:“不应有任何怀疑,这种失去分寸的崇拜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真诚的。人们感到有一种强烈的愿望要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自己的无限赞美。他们确实认为,他们拥有的一切,他们成为今天这样的人,要归功于斯大林……对斯大林的神化……是与经济建设的成就一起有机地发展的。人民因为有粮肉吃,能受教育,有安定的秩序,建立起能保障这新的富足安康生活的军队而感激斯大林。人民应该有一个他们可以向他表达感谢的人,感谢他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条件,为了这个目的,他们选择的不是抽象的概念,不是远离现实的‘共产主义’,而是具体的人——斯大林……因而失去分寸的崇敬并不是对斯大林这个人,而是对经济建设取得了明显成就的代表。人民说,我们热爱斯大林,这是他们信任经济状况、社会主义制度的最直接的表达。”

  到处都可以见到对斯大林的热烈的爱。М.А.斯瓦尼泽在自己的日记里记下了这样的插曲。1935年4月29日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还有斯大林的孩子和亲属参观莫斯科地下铁道的最初一批车站。突然“掀起了难以想像的喧闹,公众拥来欢迎领袖,喊着‘乌拉!’并跟在后面跑着……欣喜若狂和鼓掌、欢呼超过了分寸”。激动的人群难以阻挡,在一个车站上人们挤翻了一盏铁制的灯,打碎了灯罩,而斯瓦尼泽本人在拥挤中差点喘不过气来。过了几天斯大林解释人们在地铁车站的行为,用斯瓦尼泽的话说,他“说出了人民自发的盲目崇拜、渴望有沙皇的想法”。

  虽然斯大林是推翻了沙皇政权的革命的化身,苏联人民比起全俄帝王的臣民来,完全是用不同的范畴来领悟自己的情绪。大概,他们在红场上的节日纵队里走过列宁墓、看见了斯大林时,体验到的感觉就像是1888年年轻的库普林在克里姆林宫亲眼目睹亚历山大三世时的感受。他在自传体中篇小说里描述了自己的印象,小说里他通过亚历山德罗夫的形象描写了自己:“整个莫斯科高兴地呼喊着、叫嚷着。整个巨大的、人口众多的、坚固的、古老的、沙皇的莫斯科……沙皇越来越近地走向亚历山德罗夫……他的眼中如一股浓浓的金流倾泻出平静而巨大的欢乐。多么幸福的、多么崇高的、永远也不会忘却的时刻!亚历山德罗夫就像不存在了似的,他像一粒浮尘淹没在千百万人共同的感觉中了。同时他又明白,他的整个生命以及千百万人的祖国的意志都集中起来并得到了不可动摇的、惟一的、坚强有力的肯定。”

  • 责任编辑: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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