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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的个人崇拜

斯大林向卡冈诺维奇详细地讲述了他建立的“从上到下……检查执行情况”的体系。尽管斯大林明确表达过这样的愿望,在外交行动方面要南斯拉夫领导多与苏联商量,铁托却背着苏联行动,将斯大林置于既成事实面前。

  Р.梅德韦杰夫引用某位А.М.杜尔马什金(列宁格勒州委第二书记М.С.丘多夫的好朋友)的话说“党代表大会以后斯大林和基洛夫之间明显疏远了”,这也不是有分量的证据。从斯大林的警卫长Н.С.弗拉西克的《笔记》来看,斯大林和基洛夫不仅是志同道合者,而且是好朋友。

  “斯大林最喜爱和尊重基洛夫,以一种令人感动的温柔之爱去爱他。基洛夫同志来莫斯科和去南方对斯大林来说是真正的节日。谢尔盖·米罗诺维奇((基洛夫的名字和父称。))一般来一两个星期。在莫斯科他住在斯大林的住宅里,斯大林几乎和他形影不离”。斯大林的警卫员A.雷宾确认,基洛夫经常与斯大林结伴度假:“每年这个时候基洛夫到斯大林这里来……他们有坚实可靠的友谊……斯大林为谢尔盖·米罗诺维奇感到骄傲。”关于1934年夏天他又说:“在那决定命运的一年里很少有人造访斯大林的别墅……只有基洛夫没有忘记斯大林,整个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期间他都习惯了住在我们这里。甚至他睡斯大林的床,而主人安于睡沙发。”М.А.斯瓦尼泽在基洛夫被害前几天的日记里记述,斯韦特兰娜与基洛夫交朋友,因为斯大林“与他很要好,很亲近”。

  1934年斯大林和基洛夫之间的关系不仅没有恶化,而且还加强了。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下面这情况:基洛夫和日丹诺夫一起在1934年8月对涉及苏联历史和新历史的教科书的重要的思想意识问题作了详细研究和加工,成为斯大林的合作者。

  然而,排除了斯大林是嫌疑者后,不能认为就没有人不希望基洛夫死。像所有知名的政治活动家一样,基洛夫不仅引起人们的好感,也招来仇恨。留金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盟”的《纲领》就宣称基洛夫是机会主义者,把他算做“适应任何制度、任何政治体制”的人。在《纲领》里断言,革命前基洛夫是立宪民主党人和弗拉基高加索的立宪民主党报纸的编辑。在反对派圈子里也常回忆起1919年基洛夫在阿斯特拉罕时女社会革命党人瓦谢尔曼的说法,说他实际上是过去的修士司祭伊利奥多尔(С.特鲁法诺夫),是革命前察里津极右运动的首领。

  基洛夫也还有与政治毫无关系的敌人。不应该忘记,列昂尼德·尼古拉耶夫杀害基洛夫是有个人动机的:基洛夫与尼古拉耶夫的前妻有恋爱关系。А.乌拉姆在分析他掌握的杀害基洛夫的事实时得出结论:“杀害基洛夫是由惟一一个人……尼古拉耶夫深思熟虑,并实施的行动。”顺便说一句,梅德韦杰夫也承认,“说到尼古拉耶夫,那么所有的文献资料都一致认为,这个心理不平衡的人的行动起先是因为个人动机。这个充满愤恨和虚荣的失败者自认为是热利亚博夫((可能是指安德烈·伊凡诺维奇·热利亚博夫(1851—1881),革命的民粹派分子,他策划组织了谋杀亚历山大二世的行动,后者在圣彼得堡被绞死。)),把准备杀害基洛夫看成是一次重要的政治行动”。

  但是,假如列宁格勒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有预防措施的话,心理不平衡的尼古拉耶夫也未必敢实施谋杀基洛夫的行动。许多事实,其中包括罗伊·梅德韦杰夫用来指责斯大林的事实,实际上只是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负责基洛夫安全的人做了不少使尼古拉耶夫不受阻碍的事。还是在基洛夫被害之前,尼古拉耶夫就仔细地研究过他散步的线路。罗伊·梅德韦杰夫写道:“有一次散步时警卫拘捕了一个走近基洛夫的人,这人就是尼古拉耶夫。在他的公文包上有一个切口,不用打开公文包上的锁扣,通过切口就可以掏出藏在里面的手枪。在公文包里还有基洛夫散步的线路图。州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副局长И.扎波罗热茨审问Л.尼古拉耶夫,他是不久前才来列宁格勒的Г.亚戈达信任的人……扎波罗热茨没有向自己的直接首长、接近基洛夫的Ф.Д.梅德韦季报告被拘捕者的事,而是打电话给莫斯科的Г.亚戈达……过了几小时亚戈达就指示释放尼古拉耶夫。”罗伊·梅德韦杰夫指出,尼古拉耶夫“过了些时候……在桥上又被基洛夫的警卫拘捕,并再次发现他带有那把子弹上了膛的手枪……又一次释放了尼古拉耶夫”。

  А.雷宾曾与斯大林一起在凶杀后第二天到列宁格勒。他也注意到了杀害基洛夫的这些情况:“警卫工作人员中有关这次凶杀的谈话没有停止过,大家都诅咒尼古拉耶夫,但是也都在问:是谁给了他手枪?闻所未闻的是,在斯摩尔尼宫门口和莫斯科车站院子里两次拘捕了持枪的凶手,却立即被扎波罗热茨释放了!在劫运降临的那一天尼古拉耶夫也自由地潜入了斯摩尔尼宫,在禁止上去的楼层逛了整整一小时,坐在窗台上等候基洛夫。在走廊里却没有应该在基洛夫及其副手们的办公室旁值勤的任何警卫。而且不管基洛夫在不在斯摩尔尼宫都应该在走廊里的工作人员也完全不见踪影。总之,作为一个组织政府警卫工作的专家,我完全明白:这里某级组织中有叛徒……结果是,基洛夫的私人警卫不怎么关心他的安全,不去注意使他、也使任何人免遭凶杀。”

  基洛夫案件的侦查过程也引起不少怀疑:基洛夫的警卫长鲍里索夫在凶杀发生后立即被逮捕,却未被提交斯大林要亲自参加的审问,说是由于汽车事故在去审问他的路上死了。

  杀害基洛夫以及在这一案件的侦讯中的这些和那些可疑之处被斯大林的反对者利用来控告他本人组织了这起罪行。但是很明显,首先引起怀疑的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及其领导的行为,确切些说是不作为。雷宾认为杀害基洛夫的罪犯是扎波罗热茨和亚戈达。与此同时他还提到,1934年秋天,基洛夫去哈萨克斯坦了解粮食收获的情况,“与国家保安局机关因其对流放来的富农家庭移民的野蛮态度发生了冲突,回莫斯科后他向亚戈达指出了这些违法行为。亚戈达把这一切看做是打击他个人威望的做法,便埋下了对基洛夫的个人仇恨”。

  虽然有足够的理由怀疑亚戈达和扎波罗热茨纵容谋杀基洛夫,但也未必能用“哈萨克斯坦”一事来解释亚戈达图谋除掉基洛夫的行为。应该注意到,亚戈达和斯大林之间的关系是相当复杂和矛盾的。从传播布哈林与加米涅夫1928年7月的谈话内容起,亚戈达和他的追随者就引起斯大林的不信任。确实,1929年秋天后,国家政治保安总局进行了在农村反对“阶级敌人”、在城市反对“破坏分子”的行动,但是在总局上层进行清洗未必是合适的。然而1931年斯大林竭力要削弱亚戈达及其追随者在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影响。抱着这个目的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第一副主席的职务他让工农监察副人民委员、俄共(布)中监委主席团成员И.A.阿库洛夫担任。1924年起任职的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前工作人员A.奥尔洛夫(列夫·费尔德宾)确认,本有意让阿库洛夫当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主席,但是在1932年“亚戈达很快就得以损害阿库洛夫的威信,并说服斯大林把他从‘机关’里清除出去”。

  从一切情况来判断,受到失宠威胁的亚戈达采取了措施以提高自己的威望。为此他利用了与马克西姆·高尔基(彼什科夫)的关系。高尔基生活中的许多方面至今仍是秘密。他有着广泛的国际联系,其中有些是相当令人费解的。高尔基的国外稿酬用作1905年革命资金,而保存该稿酬的人却是个冒险分子——帕尔武斯(在第一本书中已叙述过他的活动)。高尔基的养子彼什科夫(全俄中央执委会主席斯维尔德洛夫的兄弟)身处苏维埃政权的敌人中间,先是当高尔察克的顾问,后又在法国国防部任职。有理由认为,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领导人,首先是亚戈达,利用作家广泛的国际联系来达到自己的职业上的目的。(如果是这样,那么马克西姆·高尔基远非是在侦察和反侦察中起重要作用的第一位作家。这样的作家还有达尼埃尔·笛福、博马舍、У.С.毛姆、格雷姆·格林、扬·弗莱明等。)

  • 责任编辑: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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