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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的个人崇拜

斯大林向卡冈诺维奇详细地讲述了他建立的“从上到下……检查执行情况”的体系。尽管斯大林明确表达过这样的愿望,在外交行动方面要南斯拉夫领导多与苏联商量,铁托却背着苏联行动,将斯大林置于既成事实面前。

  顺便说一句,亚戈达也积极利用其他作家来进行自己的职业活动。B.科日诺夫举出了一批与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合作的作家:“И.Э.巴别尔、O.M.勃里克、А.维肖雷(H.И.科奇库罗夫)、Б.伏林(Б.М.弗拉德金)、И.Ф.日加、Г.列列维奇(Л.Г.卡尔曼松)、Н.Г.斯维林、А.И.塔拉索夫—罗季奥诺夫等。”国家政治保安总局领导给予以Л.Л.阿韦尔巴赫为首的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拉普)领导特别的支持。在亚戈达的别墅里,作家、批评家、戏剧家和新闻记者经常聚会。他们中许多人为亚戈达扮演的角色犹如“布哈林派”的政论作者在颂场自己的领袖中的角色。显然,这种情况开始使斯大林不安,因此他在与一批批作家的个人会见时竭力要弄清楚他们的情绪。这些会见的结果便是消灭拉普并在1934年建立苏联作家协会。

  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和基洛夫在白海—波罗的海运河旅行成为亚戈达自我标榜的新借口。在这次旅行过程中他竭力强调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副主席在组织囚犯建设这条运河中的作用。然而陪同领导人的许多记者和作家都没有记下斯大林及随行的政治局委员们对亚戈达活动的任何高度的评价,也没有记下能证明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副主席与斯大林亲近的任何小事。用海军上将И.С.伊萨科夫的话说,整个旅行期间斯大林“推托着,不想作讲话”。在惟一一次讲话中他狠狠批评了前面发言者过分热情的讲话并提醒注意征服北极地带的困难,给盛大的仪式注入了不谐调的音符。

  但是为迎接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而问世的关于白海运河的书应该是展示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和亚戈达个人在建设社会主义中的巨大作用的。许多文学家为该书作出了努力,其中有马克西姆·高尔基、阿列克谢·托尔斯泰、米哈伊尔·左琴科、瓦连京·卡塔耶夫、Bс.伊万诺夫、维拉·贝尔、列夫·尼库林、B.什克洛夫斯基、布鲁诺·亚先斯基。马克西姆·高尔基、拉普领导人Л.Л.阿韦尔巴赫和国家政治保安总局成员Г.菲林是该书的编辑。“改造”苏维埃政权的敌人被作者们描绘成契卡工作人员塑造新人的过程。亚戈达口中说出这样的话:“我们在他们身上灌输进活的灵魂。”同时,在高尔基所写的一章里说,“这本书的缺点大概还得算上这一事实:有关三十七位契卡人员和亨里希·亚戈达的工作讲得太少了”。作家解释说,这是他们“谦虚”。分发给大会每位代表的书有大相册那么大,大幅肖像画插页放在每章之前,依次是斯大林、亚戈达、基洛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与此同时,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只有一张不大的照片放在书末。

  也许,这是对国家领导新级别的暗示。在这本书里对国家领导人的评价,部分地是与代表大会前非正式会议参加者的提议相吻合的。他们提议将基洛夫推到最高一级,将莫洛托夫挤掉,提议由基洛夫替换斯大林担任总书记一职,这无异于就是要推翻斯大林,这一点是该书的作者们没有想过的。很难相信,代表大会前几天中提议换掉斯大林的人,后来又在代表大会讲台上公开颂扬他并指望保住他对他们的信任,也保住将斯大林几乎奉若神明的全国共产党员和成千上百万苏联人民对他们的支持。

  甚至斯大林在党内的反对者也意识到,他离开政权将是对全国的莫大震撼,以致可能导致苏维埃政权的垮台。一名在俄罗斯的托洛茨基的记者这样描写被粉碎的“反对派”成员的情绪:“他们一直讲着对斯大林的仇恨……但也常常补充说,‘假如不是他……一切也会分崩离析。正是他把一切保持在一起’。据杰伊切尔说,过去‘反对派’的领袖‘埋怨着,叹息着并谴责着。他们继续称斯大林是政治局里的成吉思汗、亚洲人、新伊万雷帝。斯大林到处有耳目,他们的埋怨和形容语马上被报告给斯大林。他知道被他贬黜的反对者的真正的感情以及他们对他的公开赞誉的价值。但是他深信,说这些尖锐的用语不过是他们政治上无能为力的表现,他们不会走得更远。确实,反对派的老人们对未来的希望是渺茫的。同时他们等待并克制着比较年轻和性急的追随者’。”

  对十七大前夕在彼得罗夫斯基那里参加聚会的老“巴库人”奥尔忠尼启则和米高扬公开造斯大林的反的期望是荒谬的。这次会议的参加者在讨论国家领导岗位的重新配置时,多半是打算把列宁至死担任的岗位转交给斯大林。斯大林最终走上这个岗位是在1941年5月。同时让基洛夫任总书记一职的前提多半是,他的活动领域纯粹是党的组织事务,就像斯大林在1922年成为总书记前所有的中央书记所做的工作一样。这样,基洛夫被提拔到了国内第二号领导岗位上,但这个岗位相当重要。

  与会者(奥尔忠尼启则、彼得罗夫斯基、瓦列伊基斯、奥拉赫拉什维利等)作这样的选择未必是偶然的。他们中许多人在共同工作中了解基洛夫。基洛夫是国内战争时期北高加索党的领导人,而从1921年7月起是阿塞拜疆党中央书记。这时瓦列伊基斯是巴库委员会副主席。除了奥尔忠尼启则和米高扬,1918年就是巴库公社军事副人民委员的舍博尔达耶夫也是“巴库人”。有可能“巴库人”不满于斯大林不够积极把他们引荐到领导国家的岗位上,因此想把与他们比较亲近的人放到重要的党的岗位上。大概,在过去建立外高加索联邦的共同工作中,基洛夫给格鲁吉亚的前领导人奥拉赫拉什维利留下了好印象。而在建立苏联的共同工作中基洛夫同样使乌克兰的领导人彼得罗夫斯基产生了好印象。不排除许多虚荣心强的政治家指望着,如果把基洛夫选到决定党的机构职务任命的岗位上,可以借助于他改善自己的地位。

  同时也很明显,这样变动的结果,莫洛托夫就不再是国内的第二号人物。代表大会前非正式会议的参加者都对莫洛托夫没有好感。据米高扬回忆,奥尔忠尼启则向他抱怨,“在苏联人民委员会莫洛托夫迫害他,通过各级部门对他这个重工业人民委员吹毛求疵,不给他应有的工作空间”。据米高扬说,这个时候“与谢尔戈一起工作的外高加索的同志……被解除了职务……有奥拉赫拉什维利,戈戈别里泽等人”。大概,他们把这一点也归咎于莫洛托夫,因此想要推翻他。也许,商谈者的提议会得到代表大会代表的支持,因为从肖洛霍夫给斯大林的信中间接得到结论,这时许多人都认为,莫洛托夫是推行过分强硬路线的主要领导人和“冒进分子”的保护人。这样,如果有理由怀疑代表大会前夕国家有影响的人物搞阴谋,那么也不是反对斯大林,而是反对莫洛托夫。

  大概,基洛夫拒绝支持“反莫洛托夫的阴谋”给“巴库人”的计划带来沉重打击。尽管斯大林接近“巴库人”,他也不支持这个计划,显然,他既不愿意解除莫洛托夫职务,也不愿倚重他的反对者。这样的结果是保留了莫洛托夫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决定让他主持“胜利者的代表大会”开幕式则是对请求撤换他的人的间接回答。作家集体和国家政治保安总局领导的暗示也没有受到注意,亚戈达未被选入政治局,甚至也未进入政治局候补委员之列。(再说要是选上了,就会破坏等级从属关系。这时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主席是B.B.缅任斯基,虽然他重病在身。)

  1934年5月10日B.B.缅任斯基的去世自动地为亚戈达清除了通向国家政治保安总局主席职位的道路上的障碍。但是过了整整两个月,即7月10日,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停止存在,因为与以亚戈达为首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合并了。一方面这样的合并似乎是扩大了亚戈达活动的领域,因为现在警察也服从于他。但是另一方面,现在亚戈达应该对与刑事犯罪斗争负责,这未必符合他虚荣的政治计划。此外,亚戈达不再领导苏联人民委员会属下的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它的名称本身就表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具有重要作用。

  位于内务人民委员部领导地位的亚戈达并不能摆脱中央的注意。有理由认为,斯大林提议基洛夫于1934年年中到莫斯科担任新的职务,部分地是与通过联共(布)中央书记监督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活动有关联。也许,基洛夫没有坚决拒绝这一工作,而只是请斯大林延迟他离开列宁格勒的时间。这样基洛夫到莫斯科担任监督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中央书记不过是时间问题。因此,1934年年初亚戈达尚能把基洛夫看做是潜在的同盟者,是他达到了使基洛夫提升的目的,但是到了这年年底他则企图阻遏基洛夫了。

  同时,谋杀基洛夫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增加紧张气氛,就像1918年谋杀列宁后一样,激起政府采取恐怖措施。反斯大林者认为斯大林竭力利用谋杀基洛夫事件(甚至组织这次谋杀),来放手进行恐怖行动,但他们不能令人信服地说明,为什么他需要这样做。众所周知,30年代中期的镇压并没有扩大斯大林的权力,也没有加强对他的个人崇拜。但是已经明白的是,女社会革命党人卡普兰谋杀列宁后,契卡以及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的权力不同寻常地得到了加强。亨利希·亚戈达能够估计到,在谋杀基洛夫后内务人民委员部及他个人的权力会得到增强。

  同时也很难设想,假如亚戈达没有把握得到国内有影响人物的支持,他会冒险纵容谋杀基洛夫。斯大林的反对者利用这个论据来证明斯大林谋杀基洛夫的罪责。但是上面已经说过,斯大林不信任亚戈达,也不想杀害基洛夫。但是我们知道,亚戈达与参与“反莫洛托夫阴谋”的人是不谋而合的。不排除他们憎恨基洛夫,因为他拒绝参与他们的阴谋并告诉了斯大林这件事。同样也不排除,这些有影响的人物会在斯大林面前替亚戈达辩解。

  但是对谋杀基洛夫哪怕是承担间接责任,对亚戈达来说毕竟也太冒险了。因此可以设想,渴望得到权力的有影响的人物对他施加了强大的压力。此外,不排除“宫廷”阴谋的消息通过“反莫洛托夫阴谋”组织者的私人渠道,通过在亚戈达周围的记者和作家,还有在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工作的形形色色的双重间谍,其中也包括共产国际传播到国外。可以设想,虚荣的亚戈达成为破坏苏联局势稳定的有关势力手中可以轻易控制的人。

  阿利卢耶娃的死表明,失去亲近的人对斯大林是多大的打击。可以预料,基洛夫受伤,更何况是死去会达到类似的效果。此外,杀害基洛夫在政治局里就减少了斯大林可以完全信赖的人。斯大林对于基洛夫的被害极为痛苦。雷宾这样描述那几天斯大林的情况:“斯大林对谢尔盖·米罗诺维奇的死大为震惊,这些日子里他消瘦了,变黑了,脸上的麻斑更明显了。他吻了吻死去的基洛夫的嘴唇,勉强可闻地叹息说:‘别了,亲爱的朋友。’妻子死后他没有更亲近的人了。”

  杀害基洛夫是在联共(布)中央十一月全会后立即发生的。这次全会上宣布了从1935年1月1日起取消凭卡分配食品的决定。在经历了工业化和集体化最初几年的长期困难后,国家进入了战前繁荣的时期,许多苏联人都记得那时食品丰富并有能力购买。但是杀害基洛夫和政府通告说它是反革命阴谋的结果改变了官方宣传的重点,代替乐观地颂扬取得的胜利的是,令人不安的号召,号召全体人民提高警惕并寻找没有放下武器的敌人。

  杀害基洛夫的组织者竭力破坏国内稳定的政治形势,使斯大林失去平衡,从而达到他们的目的。斯大林在获悉凶杀消息后立即采取的冲动措施证明了所发生的事件对他来说完全是出乎意料的。1934年12月1日斯大林中断了自己所有的事务,去了列宁格勒,要亲自参加对罪行的侦办工作。离开前他在电话里对中央执委会书记А.С.叶努基泽说了一会话,还命令他准备好中央执委会和人民委员会《关于修改联盟共和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典》的决议。以往斯大林在准备甚至是不太重要的决定时都持有严谨的态度,很显然,这个决议的问世破坏了他自己定下的制订政府命令和国家法律的规矩。第一,这个决议未经其他政治局委员的同意。第二,这个法令不是由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而是由中央执委会书记准备的。第三,决议是在斯大林电话指示基础上形成的,最后成文甚至未经斯大林检查。可以认为,获悉基洛夫被害后,斯大林气愤得难以自禁,自己破坏了制订类似决定通常应有的程序。

  有证据可以说明,当斯大林看到在列宁格勒车站上迎接他的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代表时,他无法克制自己的愤怒。据说,不知他是粗暴地斥骂了前来迎接他的Ф.Д.梅德韦季,还是打了一下他的背。确实,后来斯大林努力控制住了自己的情感。在列宁格勒的预审及对尼古拉耶夫审问时他的平静举止可以说明这一点。但是杀害基洛夫的事件猝不及防地降临到斯大林头上,这毕竟是很明显的,因为它没有被纳入他的应该在苏联开展政治斗争的概念,因此斯大林试图把这次侦查补充进苏联阶级斗争和党的反对派政治思想蜕化的概念中去,这表现在他写的《联共(布)中央非公开信——杀害基洛夫事件的教训》中。

  • 责任编辑: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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