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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的个人崇拜

斯大林向卡冈诺维奇详细地讲述了他建立的“从上到下……检查执行情况”的体系。尽管斯大林明确表达过这样的愿望,在外交行动方面要南斯拉夫领导多与苏联商量,铁托却背着苏联行动,将斯大林置于既成事实面前。

  但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在揭露阴谋分子方面的活动却能成为批评的对象。从审案的材料中得出结论,内务人民委员部没有发现1932年成立的“联合中心”,因此未能防止基洛夫被害。结果是,就是在基洛夫被害以后的1934年12月—1935年1月,侦查机关也未能查明季诺维也夫分子与托洛茨基分子的联系以及后者的主导作用。因而,内务人民委员部当时忽略了某些事情。在诉讼结束后过了两个星期,9月10日,苏联检察机关通过报纸宣布布哈林和李可夫与反革命活动无关。这一点可以这样解释: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在揭露“人民的敌人”中又弄错了一些事情。但是对内务人民委员部没有作任何公开的批评。

  因此过了两个星期,即1936年9月25日,斯大林和日丹诺夫从索溪发给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其他政治局委员的电报就像是晴天霹雳:“我们认为任命叶若夫同志为内务人民委员是绝对必要和刻不容缓的。亚戈达在揭露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一案上明显不能胜任自己的任务。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在这一案件上迟了四年。所有的党的工作者和内务人民委员部大部分州代表都谈论这一点。”显然,斯大林对亚戈达的怀疑达到了临界点。说到内务人民委员部迟到了四年,斯大林是这样说明的:1932年就已经应该粉碎反国家的谋反了,因为当时托洛茨基公开提出“收拾斯大林!”的口号,建立了留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瑟尔佐夫、洛米纳泽、托尔马切夫等人表现出不满和对抗的情绪,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死去。同时可以看出,斯大林本人在四年前也没有把握:应该对这些事件采取什么态度。

  显然,在莫斯科的政治局委员不反对斯大林和日丹诺夫的提议。第二天,9月26日,亚戈达就被解除了内务人民委员的职务,被任命为邮电人民委员,取代了任该职的李可夫。亚戈达的职位由叶若夫担任。亚戈达和他的机关人员未必对此有准备。亚戈达离职后不久,还是从契卡时期就在这个机关工作的一些知名的干部也被解了职。正如Р.梅德韦杰夫指出的,“为了工作叶若夫把好几百新人带进了‘机关’,主要是中层的党的干部”。如果亚戈达怀着国家政变的目的准备阴谋,那么在叶若夫和他的人夺取内务人民委员部中央和地方的机关后,这些计划(从一切迹象来判断,它们离实施尚远,也许,还没有完全形成)就被扼杀在萌芽状态。

  叶若夫担任新的职务与俄共(布)中央1936年9月29日公布的指示信是相一致的。信中号召在揭露敌人中要保持警惕性,同时也严厉地批评了党组织在开除出党措施上的错误。结果是,以清除“阶级异己分子”为标志的1935—1936年的运动进入了死胡同。亚戈达任内务人民委员时进行的镇压也打上了问号。梅德韦杰夫公正地指出:“罢免亚戈达和任命叶若夫在国内未被理解为是加强恐怖的征兆。”

  为防止危机的形势可能引发核战争,苏联政府不仅必须巧妙周旋和让步,而且得阻止自己在欧洲的新盟友采取可能会挑起西方侵略行动的步骤。斯大林得亲自劝说保加利亚领导人放弃从希腊那里扩大战后边界的要求,因为这种企求没有考虑到保加利亚在战争中是战败国,它被全世界看做是希特勒德国的盟国。虽然斯大林维护南斯拉夫领导人对尤利克赖恩的要求,但他又努力说服他们容忍的里雅斯特不纳入南斯拉夫而归入重新建立的自由区。苏联政府支持南斯拉夫对奥地利卡林西亚省南部的要求,它使这些要求与国际形势相吻合。

  苏联新盟国的政策与苏联在“冷战”期间政策的总任务相一致的问题是与南斯拉夫关系紧张,后来破裂的首要原因。赫鲁晓夫用“斯大林的恣意妄为”,他的“多疑”和“高傲”来解释这一冲突。为证实自己的解释,赫鲁晓夫说,似乎斯大林声称:“只要我动一下小拇指,铁托就不复存在。”南斯拉夫的领导人也提出了对这一冲突的类似解释。米洛万·吉拉斯在自己的《与斯大林谈话》一书中讲到冲突的根源时认为,斯大林对南斯拉夫的政策明显表现出粗暴和不能容忍不同意见。这样阐释苏联和南斯拉夫的冲突无视了真正深刻的原因,首先是“冷战”的背景:当时苏联或者它的任何一个盟国的每一个不谨慎的行动都能挑起核战争。虽然历史学家Ю.吉连科在自己的《斯大林——铁托》一书中严厉地批评了斯大林对南斯拉夫的政策,书中还是包含了许多客观事实,这些事实证明了赫鲁晓夫、吉拉斯和铁托本人对苏南冲突原因的解释是不符合实际的。

  正是从这本书的内容中可以得出结论,斯大林起先对铁托和其他南斯拉夫领导人怀有最亲切的感情,直至1948年初所有与他们的会见都证明了这一点。斯大林喜欢铁托及其战友的独立性格。他乐意在克里姆林宫正式会见他们,也高兴在别墅里无拘束的气氛中接待他们。他同意把贝尔格莱德作为共产党情报局所在地,以此强调自己对南斯拉夫领导人的信任和对他们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显著作用怀有好感。

  但是南斯拉夫不顾及“冷战”的现实而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引起了斯大林的不安。虽然斯大林赞成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缔结条约的提议,但苏联政府正式请求双方国家推迟签署条约,等到1947年3月签署的与保加利亚的和约被批准,因为过早签署保南条约与国际上对保加利亚这个在战争中站在德国一边的国家的要求有矛盾。但是铁托和季米特洛夫还是在这个期限之前签署了《友好、合作和互相援助条约》并且加以宣布。此外,签署的条约宣布是“无限期的”,这样它可以被看做是两个国家联合的第一步,虽然早在1945年就已明白,西方对建立保南联邦的计划极为敏感。

  1947年8月12日斯大林寄信给铁托,信中写道:“苏联政府认为,两个政府的仓促行事使反动的英美分子的事情变容易了,给了他们额外的理由加强对希腊和土耳其的军事干涉以反对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斯大林是对的:西方宣称保南条约是巴尔干的或斯大林的侵略集团的条约。铁托和季米特洛夫承认了错误。与保加利亚的和约获批准后过了两个月又重新安排签署了保南条约,条约以“无限期”变成了二十年有效期。但就是这个条约,正如历史学家Ю.吉连科指出的:“在西方国家……被看成是对希腊的威胁。南斯拉夫与阿尔巴尼亚加紧全面合作也被他们放在这样的视角下来理解。”

  这时南斯拉夫的领导开始制订阿尔巴尼亚并入他们国家的计划,理由是无论是生活在阿尔巴尼亚还是在科索沃—梅托希亚,还有南斯拉夫其他部分的阿尔巴尼亚人都愿意建立一个国家。阿尔巴尼亚国家计委主席坚决反对这个计划,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政治局委员纳科·斯皮罗与他相对立,坚决拥护阿尔巴尼亚并入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领袖恩维尔·霍查则犹豫不决。)恩维尔·霍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驻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央的代表С.兹拉季奇受铁托委托告诉他,“依南斯拉夫领导的意见,一步一步建立起来的我们两国、也包括保加利亚的经济联盟,实质上是未来巴尔干联邦的基础,其核心是南斯拉夫……我党领导得出结论,在这种形势下你们的纳科·斯皮罗同志和他的一些战友令人惊讶地起着破坏作用”。兹拉季奇称斯皮罗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科奇·佐泽支持这种指责。阿尔巴尼亚共产党政治局会议传唤斯皮罗,但他开枪自尽了。自杀前他寄了一封信给苏联大使馆,信中写道:“在南斯拉夫领导对我作了难以忍受的指责后我被迫自尽。”

  斯大林要求对所发生的事作出解释,但是,А.А.日丹诺夫和南斯拉夫驻苏联大使B.波波维奇就这个问题会见的结果使斯大林很不满意,1947年12月23日他写信给铁托,请他派“一位负责同志,也许,是吉拉斯或是其他最了解阿尔巴尼亚情况的人到莫斯科来。我准备满足您的一切要求,但是我需要确切知道这些要求。致以同志的问候。И.斯大林”。

  1948年1月9日吉拉斯抵达莫斯科,在“莫斯科”宾馆安置好后过了三小时,他被邀请去克里姆林宫见斯大林。斯大林会见吉拉斯时说了这样的话:“这么说,阿尔巴尼亚的中央委员因为你们在折磨自己,这很不好,很不好。”听完吉拉斯的解释后,斯大林说:“我们在阿尔巴尼亚没有特别的利益。我们同意南斯拉夫与阿尔巴尼亚合并,而且越快越好……我们之间没有分歧。您亲自以苏联政府的名义给铁托写一份电报,明天把它交给我。”虽然这次会见后全体参加会谈的人都被邀请去斯大林的别墅用晚餐,给吉拉斯的印象却是斯大林对铁托有戒备。

  当时还有一件事令莫斯科感到不安。1948年1月17日Г.季米特洛夫宣称愿意建立巴尔干和多瑙河沿岸国家的联邦或联盟,还有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希腊也参加其中。因为这时希腊的保皇党与共产党人在进行内战,因此很明显,季米特洛夫的出发点是那里自己的志同道合者很快将取得胜利。由于西方继续谴责苏联及其盟国支持希腊的共产党游击队,因此不奇怪,这时就掀起了反对“苏联的有害花招”的猛烈运动。1948年1月24日斯大林寄信给季米特洛夫,信中说:“难以理解,是什么促使您在记者招待会上作这样不谨慎、没有深思熟虑的声明。”过了四天,1月28日,《真理报》谴责“组织包括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希腊在内的巴尔干和多瑙河沿岸国家的联邦或联盟”以及“它们之间建立联合海关”的想法是“有疑问的和臆造出来的”。

  1948年2月4日莫洛托夫发电报给索非亚和贝尔格莱德,直截了当指责季米特洛夫破坏了苏联制订一系列互相援助条约的工作。“季米特洛夫同志在索非亚对记者发表的不妥当的话,”电报里说,“给有关准备建立有苏联参加的东欧集团的各种谈话提供了口实……在现在的形势下,苏联缔结旨在反对任何侵略者的互相援助条约,在世界报刊上都被说成是苏联方面反美和反英的步骤,这使得英美侵略分子容易与英美民主力量作斗争。”

  在这些日子里,1948年1月21日苏联驻南斯拉夫大使А.И.拉夫连季耶夫告诉莫斯科,“南斯拉夫人解决了第二无产阶级步兵师去阿尔巴尼亚科尔察市一个区的换防问题(从南斯拉夫—希腊—阿尔巴尼亚边界交接处到阿尔巴尼亚—希腊边界的南部)”。“所有的问题,”大使强调,“过去和现在都是在有南斯拉夫军队在场而没有苏联军事顾问参与的情况下决定的。”那时南斯拉夫将军Д.克鲁片沙宁从贝尔格莱德来到地拉那,向恩维尔·霍查递交了铁托的信。1948年1月26日的这封信说:“我们有情报说,希腊已作好进攻的准备,最初的进攻目标就是你们的东南部边境……由于这种不明朗的形势我请您提供科尔察的基地给我们驻扎一个师和技术辅助部门。这样将为在大海方向的边界一段组织起最好的防卫创造条件。在受到挑衅时,我们的部队能尽快干预。”

  恩维尔·霍查立即向斯大林通报了铁托的这一请求。据霍查说,“斯大林的回答没有等很久……斯大林告诉我们,他不认为有什么希腊军队可能进攻我们的危险,并同意我们的没有必要派南斯拉夫的师的意见。”

  十分明显,拉夫连季耶夫和霍查的通报不能不使莫斯科气恼。虽然苏联不反对阿尔巴尼亚并入南斯拉夫,但是很明显,这种情况下说的是另一个问题。南斯拉夫一个师出动到与希腊相邻的阿尔巴尼亚边境,这不能不加剧国际形势紧张,还孕育着对苏联来说无法预料的后果。尽管斯大林明确表达过这样的愿望,在外交行动方面要南斯拉夫领导多与苏联商量,铁托却背着苏联行动,将斯大林置于既成事实面前。

  • 责任编辑: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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