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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的个人崇拜

斯大林向卡冈诺维奇详细地讲述了他建立的“从上到下……检查执行情况”的体系。尽管斯大林明确表达过这样的愿望,在外交行动方面要南斯拉夫领导多与苏联商量,铁托却背着苏联行动,将斯大林置于既成事实面前。

  对党来说另一个祸害是所有管理机关里的内部冲突。从斯大林的报告和所附的书面总结可以看出,领导党的“军队”的是一些陷入纠纷和争吵的人。组织总结报告确认:在阿斯特拉罕,“省委和省检查委员会之间关系不健康”;在伏尔加河沿岸德国人区域,“马尔克斯施达得分子”和“波克罗夫分子”进行着斗争;在勃良斯克,省委内有摩擦;在奔萨,省委书记和执委会主席之间发生冲突;在沃洛戈达省,检查委员会指责省委书记和省执委会主席缺乏党性;在图拉,省执委会的支持者和反对者进行着尖锐的斗争。同时也指出普斯科夫党组织内拉脱维亚人和俄罗斯人之间的冲突,库斯塔奈组织内民族方面的摩擦。在这些纠纷中,双方都相互指责对方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和偏离了党的总路线。结果党的上层的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分为不同集团,分别支持各地相互对立的领导人。

  斯大林并不限于指出问题,而且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具体措施。他在报告中特别重视培养可靠的和内行的各级领导人问题,他说:“在指出正确的政治路线以后,还必须挑选工作人员,把善于执行指示、能够理解指示、能够把这些指示当做自己的东西并且善于贯彻这些指示的人安置在各种工作岗位上。否则,政策就会失去意义,就会变成空谈。”斯大林在中央委员会组织部建立的这个党的干部登记分配局,用他的话来说,负责“登记我们下层和上层主要工作人员并分配他们工作”。同时斯大林强调说,“党分配党员到企业中去,不仅要以纯粹党的考虑、以加强党在企业中的影响为指导原则,还要以业务考虑为指导原则。这不仅对党本身有利,而且对整个经济建设有利”。

  关于中央委员会利用“登记分配”制度积极干预选拔地方领导干部的过程这一点,可由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十二大的抱怨来证明,他说,30%的省委书记和区域委员会书记是中央委员会“推荐”的。

  斯大林还讲了在党内那些其中的“战士”只是名义上的共产党员的“队伍”里进行清洗的情况。例如,在格鲁吉亚共产党“再次清洗”的进程中,有30%的党员被开除出党。在1921年的“大清洗”和1922年到1923年的“再次清洗”中,突厥斯坦原有的三万党员只剩下一万六千,而布哈拉的一万四千党员只剩下一千,尽管如此,这个地区的状况仍认为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组织部给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提供的材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了这样的“清洗”的规模。

  显而易见,斯大林由于掌握了关于党内和国家内的情况的全面材料以及拥有免职、任命和进行“清洗”的权力,开始在“无产阶级军队”的“司令部”里起最关键的作用之一。斯大林担任党中央总书记后八个月,列宁就这样写道:“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可是如果不算那个“总”字,斯大林的权力与中央委员会“责任书记”斯塔索娃(1919年到1920年)、实际上的“第一书记”克列斯廷斯基(1920年到1921年)和莫洛托夫(1921年到1922年)的权力毫无区别。然而他们在党的领导中的作用与斯大林在总书记岗位所起的作用是无法相比的。很明显,斯大林善于把这个看起来是做技术性工作的职位变成一个重要岗位。同时也很明显,斯大林不是暗中使用阴谋诡计,也不是违背党的领导的意志获得“无限的权力”的,他是通过公开的选举或任命、在党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和列宁知道的情况下担任各种职务的。可以理解,斯大林在根据得到的材料采取坚决行动的八个月里,不能不树敌结仇,因此成了各种埋怨和责难的对象。对斯大林的批评也传到了列宁那里,列宁开始警惕地听取关于斯大林拥有“无限的权力”的各种谈论。

  大家知道,列宁关于斯大林掌握了无限的权力的话是这样结束的:“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这样的批评也包含在《给代表大会的信》或称列宁的“遗嘱”中。许多年来,斯大林的敌人制造这样的印象,似乎《给代表大会的信》是专门针对斯大林的,惟一的目的是要剥夺他的权力。

  可是从《给代表大会的信》的内容可以看出,使列宁感到不安的主要原因,是党内可能发生分裂。“工会争论”告诉列宁,党分裂为托洛茨基分子和列宁的拥护者的危险依然存在,争夺苏维埃的奥林波斯山的权力的斗争并没有停止。

  列宁建议通过把在生产部门工作的党员选进中央委员会的方法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到“几十人甚至一百人”,以此作为防止党的分裂的主要措施。列宁认为,“工人中央委员主要应当是这样的工人,他们的岗位低于五年来被我们提拔为苏维埃职员的那一层人,他们更接近于普通的工人和没有成为直接或间接剥削者的农民”。根据列宁的意见,“这种改革会大大加强我们党的巩固性,会有助于它在敌对国家中间进行斗争,据我看,这种斗争在最近几年内可能而且一定会大大尖锐化”。

  斯大林也敏锐地认识到党的领导发生分裂和脱离群众的危险。他在十二大的报告的结尾说,在二十七名中央委员中“有一个十人到十五人组成的核心,这些人在领导我们机关的政治和经济工作方面已经熟练到有使自己变成领导术士的危险。这也许是好的,但是这也有很危险的一面,因为这些同志既然在领导方面积累了极丰富的经验,他们就可能沾染上自负的习气,就可能固步自封,脱离群众工作”。斯大林指出,由于“中央委员会领导核心”内部形成的关系,党有发生分裂的危险。他注意到“近六年来,在中央内部的工作过程中形成了(不能不形成)在中央内部进行斗争的某些习惯和传统,这种习惯和传统有时造成一种不十分和谐的气氛”。

  列宁提出的中央委员会增加许多来自工人和农民的新委员的建议,完全符合斯大林从1909年起在党的巴库委员会工作时期就已坚持的主张。他在党的十二大上发表了与列宁的建议相似的想法。中央二月全会(1923年)上最高领导人之间的冲突,由于“来自地方上的人的干预”而使冲突得到缓解,斯大林把这一点作为补充的论据来说明“应当吸引有生气的新的工作人员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提拔他们”。他说:“我们需要摆脱个人影响,摆脱在中央内部进行斗争的习惯和传统而能独立思考的人,这种习惯和传统在我们这里已经形成,有时还引起中央内部的不安。”斯大林像在开始进行革命活动时一样,把希望寄托于“最有能力最能独立思考的有头脑的人”。他像通常那样,认为只有书本知识、没有进行独立的创造性工作的能力和不了解实践活动的人与这样的人是大不一样的。他说:“书本是培养不出领导人的。书本可以帮助人们进步,但它本身培养不出领导人。领导工作人员只能在工作过程中成长起来。”他提议用吸收“新的”、“有生气的”和“独立思考的”党员的方法把中央委员的人数增加到四十人。(不错,斯大林又立即强调说,他所说的“独立思考的”新中央委员指的不是离开列宁主义而独立思考的人。)

  • 责任编辑: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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