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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的个人崇拜

斯大林向卡冈诺维奇详细地讲述了他建立的“从上到下……检查执行情况”的体系。尽管斯大林明确表达过这样的愿望,在外交行动方面要南斯拉夫领导多与苏联商量,铁托却背着苏联行动,将斯大林置于既成事实面前。

  与此同时,斯大林虽然显示出不同意列宁的观点,但是很明显,他力图把列宁的那些尖锐的话说成“一种文字上的表现方法”。看来他认为这些分歧是暂时的,就像那些已不止一次地把他们分开的分歧一样,他无论如何不愿意反对列宁。甚至在历次危机的时期(在夺取政权前和革命爆发后的最初日子里,在关于《布列斯特和约》的争论时期,在“军事反对派”和党的十大前的激烈争论时期),当党的许多著名活动家(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托洛茨基等人)反对列宁时,斯大林也始终站在列宁一边。

  列宁同样不仅高度评价斯大林给予的支持,而且也赞扬他的工作能力,把他树为党的其他活动家的榜样。越飞曾经抱怨把他不断从一个岗位调到另一个岗位,列宁在给他的信里提到了斯大林,说斯大林默默无言地完成党交给的各种任务,不抱怨,也不使性子。列宁认为斯大林是不可替代的,这一点可由他在斯大林1921年5月首次要做手术时关心斯大林的健康状况来证明。列宁坚持要让斯大林在手术后很好地休息。

  那么列宁为什么突然尖锐地批评他的忠实可靠的战友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需要看一看在写《给代表大会的信》前发生的事。列宁于1922年5月中风后,斯大林常去看望他。照谢马诺夫和卡尔达绍夫的统计,从1922年5月到10月斯大林去看望的次数要比政治局所有其他委员多(为十二倍)。斯大林在发表于1922年9月24日《真理报》副刊专号的《列宁同志在休养中》一文里描述了他与列宁的谈话。列宁在1922年9月恢复工作后也保持着与斯大林的友好关系。

  然而列宁的健康状况再次恶化了。11月25日他摔倒在自己家的走廊里。医生们要求列宁全休静养,但是他常常违反规定的制度。11月27日他的一条腿和一只胳膊失去知觉几分钟。如同М.И.乌里扬诺娃所写的那样,列宁“容易疲劳,神经紧张,觉得脑袋沉重,时有轻微的麻痹现象。但是尽管如此,并没有放下工作”。在医生的坚持下,列宁被送往哥尔克休养,他在那里待了五天。12月12日他回到莫斯科,到12月13日他的病发作两次,每次延续了几分钟。列宁同意进行长期治疗,像福齐也娃所说的那样,“在长期治疗前开始清理各种事情,为代表大会做准备……在两三天内在家里口授信件,布置任务,接见了两三位同志(也顺便接见了斯大林)”。

  列宁还是想在定于12月23日到27日召开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讲话。但是如同М.И.乌里扬诺娃所写的那样,“健康状况的进一步恶化(12月16日麻痹变得更加顽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便卧床不起了)使得他的这一希望也化为泡影,于是他请求转告斯大林,说他不在代表大会上讲话了。无法在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虽然他有罕见的自制力,还是忍不住痛苦地号啕大哭起来”。根据玛丽亚·伊里尼奇娜·乌里扬诺娃的说法,12月20日从国外请来的费尔斯特教授在诊察列宁病情的过程中确定:“动作不能充分展开,手臂无法垂直举起……舌头没有偏离,所有动作是缓慢的和迟疑不决的。”

  列宁的病情于1922年12月16日恶化后,政治局显然因为考虑到斯大林与列宁比较亲近,于12月18日通过决议,责成斯大林个人负责督促遵守医生规定的制度,把列宁隔离起来,不让他有个人的和事务上的接触。这个决议得到当天召开的中央全会的批准。参加全会的人特别强调列宁必须遵守医生关于停止工作的严格规定。了解斯大林的工作作风的人不能设想他在接受中央委员会委托的这个任务后会不去检查医疗制度的遵守情况。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斯大林在进行这样的检查的过程中要求特别严格,这只能惹列宁的那些本来就焦急不安的亲属们生气。大概从12月18日起,克鲁普斯卡娅等人就开始把斯大林看做一个对他们发号施令、教导他们如何对待自己的亲人的行政管理人员。有这样的可能,克鲁普斯卡娅等人将对斯大林说话的口气和命令的内容的不满告诉了列宁。

  应该说,列宁在治病期间对限制他的活动的各种做法反应极其强烈。斯大林也在他的《列宁同志在休养中》一文中提到过这一点:“医生开始惹得列宁很生气。”这时托洛茨基也写道:“他已经忍受不了医生们,忍受不了他们那种保护人的语气,他们的庸俗的笑话,他们的虚伪的安慰。”

  还应当考虑到一个情况。列宁还在完全健康时有一次对人民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沙屠诺夫斯基说:“我不会识别人,我不了解他们。但是我知道自己有这个缺点,因此总是尽量和老同志,和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和玛丽亚·伊里尼奇娜商量。”在1922年5月第一次发病后,列宁同外界的交往受到严格限制,从那时起,克鲁普斯卡娅和乌里扬诺娃实际上成为惟一给他出主意的人,她们“帮助”他如何“识别人”。因此列宁在患病期间对这些或那些人的评价,在很大程度上受这两个人的支配。不排除这样的可能,列宁生斯大林的气是受克鲁普斯卡娅等人的影响,因为斯大林的监督使她们感到讨厌。值得注意的是,在决定由斯大林负责监督病人遵守制度后过了三天,即12月21日,列宁口授了给托洛茨基的那封谈对外贸易垄断的信,其中包含着对斯大林和一系列其他的领导人的批评。

  据М.И.乌里扬诺娃说,12月22日,列宁在开始口授《给代表大会的信》的最初段落前的一天,他的情绪极其悲观。福齐也娃在笔记里写道,22日傍晚6时,列宁向她口授了以下内容:“不要忘记想一切办法弄到和送来……在瘫痪导致言语能力丧失的情况下,氰化钾,作为人道的办法和作为对拉法格们的模仿……”他还补充说:“这话不要记到日记里去。您明白吗?您明白吗?我希望您能照着去做。”福齐也娃说,“开头有一句话没有记下来,想不起来了。而结尾——我没有听明白,因为他说话声音很小。我又问了一遍——没有回答。要我绝对保密”。

  这不是列宁第一次要求给他毒药,好让他结束生命。М.И.乌里扬诺娃回忆道,1922年5月30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要求把斯大林叫来……给斯大林打了电话,过了一些时候,他和布哈林一起来了。斯大林进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房间,根据伊里奇的请求把门紧紧带上,布哈林留下来和我们在一起,有点神秘地说:‘我能猜到为什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要见斯大林。’但是这一次他没有把他的猜测告诉我们。几分钟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房间的门打开了,斯大林走了出来,我觉得他心绪有些不佳。他们两人(布哈林和斯大林)与我们告别后,从一座大房子旁边穿过疗养院小房子朝院子里的汽车走去。我前去送他们。他们低声谈论着什么,但是到院子里时斯大林转身对我说:‘可以对她(他指的是我)讲,对娜佳(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就不要说了。’于是斯大林告诉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叫他来是为了提醒他曾作过的许诺:一旦瘫痪,就帮助他及时退出舞台。

  “‘我以前给您讲过的时刻到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我瘫痪了,我需要您的帮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请斯大林给他拿来毒药。斯大林答应了,吻别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出了他的房间。但是斯大林在同我们谈话时怀疑起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否把他的同意理解为结束生命的时刻真的到了,毫无痊愈的希望了?斯大林接着告诉乌里扬诺娃:‘我答应是为了进行安慰,但是,如果他把我的话真的理解为再也没有希望了,那怎么办呢?结果变成确认了他无痊愈的希望。’经过讨论,我们决定让斯大林再次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里去说,他已同医生交谈过,医生们保证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情况完全不是毫无希望,他的病不是不治之症,因此需要等一等再满足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请求。就这样做了。”斯大林回到了列宁那里。“他在列宁那里待的时间比第一次更短”,出来后对她和布哈林说,病人“同意等一等”。斯大林答应在“确实没有希望”的情况下帮他找毒药,这一点也使他感到安心。

  • 责任编辑: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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