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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的个人崇拜

斯大林向卡冈诺维奇详细地讲述了他建立的“从上到下……检查执行情况”的体系。尽管斯大林明确表达过这样的愿望,在外交行动方面要南斯拉夫领导多与苏联商量,铁托却背着苏联行动,将斯大林置于既成事实面前。

  显而易见,1922年12月22日列宁再次产生自杀的念头,说明他精神上又失去了平衡。而且根据这一次他没有叫斯大林来这一点可以作这样的推测,他知道了斯大林不会帮助他自杀。也有可能列宁在12月30日回想起了5月30日的谈话,也许为斯大林没有为他提供毒药而生气,他被迫再次提出请求,这一次请求的是福齐也娃。(反对斯大林的人的独特的逻辑概念使得他们把斯大林不给列宁毒药说成是企图毒死列宁,或者甚至给他下毒。)

  也应该考虑到,1922年12月22日斯大林与克鲁普斯卡娅发生了冲突。斯大林得知了克鲁普斯卡娅于12月21日允许列宁口授给托洛茨基的信。库马涅夫和库利科娃在《克鲁普斯卡娅和斯大林的对立》一书中指出,“总书记在得知克鲁普斯卡娅直接参加在列宁口授下给托洛茨基写信并与后者就这一问题进行接触后勃然大怒,在电话里粗暴地责骂她和进行威胁——斯大林威胁克鲁普斯卡娅,说要把她违背医疗规定一事提交监察委员会处理”。(虽然两位作者力图证明,斯大林“勃然大怒”是由列宁给托洛茨基写信引起的,但是也可作这样的推测,斯大林在列宁不管给什么人写信的情况下也会发怒,因为预计列宁在12月16日发病后将会完全安心静养。)12月23日,克鲁普斯卡娅给加米涅夫写信,批评斯大林“极其粗暴无礼”。她写道,她“入党不是一天了。三十年来从未听见任何一位同志对我说过一句粗话……我找您和格里戈里(指季诺维也夫。——作者注),因为你们是B.И.((即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比较亲密的同志,我请求你们保护我,不要让人粗暴地干涉私人生活,并使我免受无端的辱骂和威胁”。

  有这样的说法,克鲁普斯卡娅在这时只给加米涅夫写了信,对列宁只字未提这个事件。然而事实上是这样的吗?值得注意的是,就在第二天,即12月23日,列宁“得到医生允许请来女速记员”,开始口授他那著名的《给代表大会的信》。在前一天的夜里,他的病情更加恶化了。据М.И.乌里扬诺娃说,“他的胳膊和腿完全动不了了”。不难推测,这一天列宁的精神状态没有改善。记录《给代表大会的信》的沃洛迪切娃在她的日记里指出:“在四分钟的时间里进行口授。他觉得很不舒服。大夫们也在场。在开始口授前说道:‘我想要口授给代表大会的信。您就记吧!’口授得很快,但是可以感觉到他的病态。”

  12月24日,处于这种状态的列宁给沃洛迪切娃口授道:“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克鲁普斯卡娅批评斯大林粗暴,这与列宁在1923年1月4日的信中给斯大林的评价是相符的。在那时之前,列宁从来没有埋怨过斯大林“粗暴”,他一般很少注意自己的同事的工作作风。很可能列宁的评价是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出主意”的结果,她已习惯于给自己的丈夫在对待他的同志上出这样的主意。这一次“主意”是一个受了极大委屈的女人出的。而听取这些主意的则是一个极端愤怒、心情十分沮丧、打算要自杀的人。

  列宁指责斯大林粗暴,显然是1922年12月22日斯大林与克鲁普斯卡娅之间的争吵的余波。然而身患重病,处于半瘫痪状态,时而绝望地号啕大哭,时而打算自杀的列宁所作的评价,影响了人们对斯大林的性格和他的活动的看法。千百万人相信斯大林的“粗暴”是他的性格的主要特点,至今还在用斯大林的“粗暴”来解释我们国家遭到的所有不幸,甚至喜欢把他的胜利也只看做“粗暴的力量”的胜利。

  与此同时,斯大林在列宁写《给代表大会的信》的日子里的行动只能向患病的列宁和受辱的克鲁普斯卡娅证明他们关于斯大林“粗暴”的论断的正确。这是因为12月24日医生们在与斯大林、加米涅夫和布哈林商量后制定了限制列宁的活动的更严格的规定:“一、给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每天进行口授五到十分钟的权利,但是这不应具有通信的性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也不应指望这些记录得到答复。禁止接见来访者。二、不论是朋友或家里的人,都不应把政治生活的任何消息告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免得这些材料会引起他的思虑和不安。”不难设想,克鲁普斯卡娅、列宁的其他亲属和列宁本人会把这些规定看成监狱的规定。克鲁普斯卡娅忘不了斯大林曾拿中央监察委员会威胁她,如果她违反医生和政治局委员们确定的制度的话。这未必有助于改善患病的列宁和受斯大林辱骂的克鲁普斯卡娅对斯大林的态度。

  从М.И.乌里扬诺娃的笔记来看,12月底列宁的“总的情况”是很不好的:“……胃功能几乎一直很紊乱,头痛,睡眠不好,浑身乏力。悲观情绪不能不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体力产生影响。”列宁在这种状态下写了《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一文,其中充满着逻辑上的不协调、对假想中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威胁的粗暴抨击、对俄罗斯人的侮辱性的攻击以及对那个负责监督他那严格的医疗制度执行情况的人的不公正的批评。

  处于这种状态的列宁,对任何流言飞语和诽谤特别听得进去。而同他交往的人常常没有立刻理解列宁的状态。1923年1月11日列宁的秘书格利亚塞尔在给布哈林的信中讲了《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一文的内情,她作为所谓的“格鲁吉亚事件”材料审查委员会成员同福齐也娃和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哥尔布诺夫与列宁进行的谈话。现在格利亚塞尔承认,列宁曲解了本来就是片面的材料,“由于有病……对斯大林同志的态度是不对的”。她写道:“心里感到特别沉重,这是因为我在政治局工作的两年半里,在近距离地看到政治局的工作的同时,不仅学会了深深地尊重你们所有的人,尤其是斯大林(现在我看着他感到羞愧),而且懂得了Вл.伊里奇和托洛茨基的路线的区别。”她说,列宁要求委员会的成员们保证“在工作结束前对一切严守秘密,关于他的文章什么也不说”。格利亚塞尔在解释列宁的这个要求时写道:列宁“有病,疑心非常重”。库马涅夫和库利科娃在他们的书里引用这些事实时,只把格利亚塞尔的信解释为斯大林具有“迷惑”人的能力,说这个女人中了“斯大林的催眠术”,他们没有在信中找到任何更有道理的东西。

  不难看出,只要列宁在肉体上和精神上一脱离那种难以忍受的状态,他就停止攻击斯大林。虽然托洛茨基曾经断言列宁在准备“针对斯大林的炸弹”,说这炸弹似乎要在代表大会上爆炸,但是这一点没有任何事实可以证明。1923年1月中旬,据М.И.乌里扬诺娃说,列宁的状况有所改善,他开始按规定进行口授,从那时起,在他的著作中对斯大林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攻击消失了。与此同时,他的文章又具有列宁所特有的逻辑性。在这段时间里他口授了《论俄国革命》、《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等文章。这些文章在1923年3月到5月发表了。而他在健康情况恶化时期口授的文章没有发表,虽然其内容可能已为许多人所知。克鲁普斯卡娅成为《给代表大会的信》的保管者。由沃洛迪切娃记录的《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一文则由福齐也娃保管。

  1923年3月初,列宁的健康状况又开始恶化。如同在1922年12月一样,在发生严重的瘫痪前情绪变得很低落。1923年3月5日,列宁给斯大林写了一封愤怒的信。他又一次提到1922年12月22日斯大林与克鲁普斯卡娅的争吵,要求斯大林向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道歉。列宁要求斯大林作出选择:“请您斟酌,您是同意收回您的话并且道歉,还是宁愿断绝我们之间的关系。”3月6日,列宁口授了一封关于格鲁吉亚共产党内争论的信,他在信中再次表达了对“奥尔忠尼启则的粗暴、对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的纵容”的愤慨。斯大林在3月7日的回信中否认他对克鲁普斯卡娅说的话有“什么粗暴或不可容忍的地方”,但是同意“收回”自己的话。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列宁对斯大林的信作出了反应,因为3月10日列宁的病再次发作。他又丧失了说话和书写的能力。

  • 责任编辑: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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