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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的个人崇拜

斯大林向卡冈诺维奇详细地讲述了他建立的“从上到下……检查执行情况”的体系。尽管斯大林明确表达过这样的愿望,在外交行动方面要南斯拉夫领导多与苏联商量,铁托却背着苏联行动,将斯大林置于既成事实面前。

  在这之后过了一个星期,克鲁普斯卡娅决定提醒斯大林关于他曾答应给列宁毒药的事。1923年3月21日,斯大林给政治局委员们写了如下便条:“3月17日,星期六,乌里扬诺娃(Н.К.)(指Н.К.克鲁普斯卡娅。——作者注)以极秘密的方式告诉我‘Вл.伊里奇对斯大林的请求’,要我,斯大林,负责给Вл.伊里奇弄到和交给他一份氰化钾。Н.К.在和我谈话时顺便说,‘Вл.伊里奇忍受着难以置信的痛苦’,‘继续这样活着简直无法想像’,坚决要求‘不要拒绝伊里奇的请求’。由于Н.К.口气特别坚决,并由于В.伊里奇要求我同意(В.И.在Н.К.和我谈话时曾两次把Н.К.从我们谈话的地点即从他的书房叫去,激动地要求‘斯大林同意’,因此我们被迫两次中断了谈话),我并不认为可以拒绝,说道:‘请В.伊里奇放心和相信,需要时我会毫不犹豫地实现他的要求。’В.伊里奇真的平静下来了。

  “然而应当声明,我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实现В.伊里奇的请求,我只好拒绝完成这个任务,不管它是多么合乎人道和多么必要,谨将此情况告知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各位委员。”

  由于这个便条的内容从来没有遭到过反驳,看来它是符合实际发生的事情的。就这样,斯大林和克鲁普斯卡娅在哥尔克谈了话,他们的谈话不时被列宁打断。大概便条里描述的斯大林和克鲁普斯卡娅在哥尔克的谈话是在3月10日前进行的,即在列宁发病之前。这么说来,列宁再次向斯大林提出请求,不过这一次不像1922年5月那样在亲自找他谈话时提出,而是通过妻子转达这一请求。很可能列宁的身体很不好,除了最亲近的人外,不让任何人去见他,因此他只能时不时地叫自己的妻子进去,通过她把请求转告斯大林。

  从这个短笺的内容也可以看出,既然克鲁普斯卡娅在1923年3月17日找斯大林求助,那么很显然,她在列宁3月5日给斯大林写信后又与斯大林和解了。然而斯大林再次拒绝给列宁毒药,就有可能又一次地使他与一心想帮助丈夫摆脱痛苦的克鲁普斯卡娅的关系恶化。而且政治局委员们从斯大林的信中都知道了克鲁普斯卡娅请求给她毒药以便毒死列宁。不管克鲁普斯卡娅出于何种动机,这一情况未必能显示出她的美德,可能会使她恨死了斯大林。这可能成为克鲁普斯卡娅在反斯大林的政治斗争中开始利用列宁在病重时写的信的原因。可是显而易见,列宁对斯大林的批评是由斯大林与克鲁普斯卡娅之间的争吵引起的,这正是列宁病情极其严重的时候(1922年12月21日到1923年1月4日和1923年3月5日到6日)。

  看来斯大林的说法接近于真实情况,他在读了《给代表大会的信》后对沃洛迪切娃说:“这不是列宁说的话,这是他的病在作怪。”斯大林也用类似的方式对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文章的内容作了评价。斯大林没有立即对列宁对他的攻击作出反应。他到1926年12月讲话时说,“列宁同志在我们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以前责备过我,说我对于穆迪瓦尼(不久以前做过驻法国的商务代表)这一类格鲁吉亚的半民族主义者、半共产主义者采取了过严的组织政策,说我‘迫害’他们。然而后来的事实表明,对待所谓‘倾向分子’如穆迪瓦尼一类人的态度,实际上应比作为我们党中央的一个书记的我所采取的态度更严厉些。后来的一些事件证明这些‘倾向分子’是最露骨的机会主义的腐化的派别……列宁当时不知道而且也不能知道这些事实,因为他卧病在床,不可能注意这些事件”。

  实际生活也证明列宁希望以让步“安抚”托洛茨基是错误的。1923年1月,托洛茨基再次拒绝斯大林要他担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的建议(这是列宁的建议,由斯大林提出)。在中央二月全会(1923年)前,托洛茨基拒绝了列宁提出的扩大中央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建议,反而提出了缩小的建议,主张只吸收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的成员参加。全会以多数票否决了这个提议。1923年3月22日,所有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除了托洛茨基和瘫痪的列宁)签署了一封信,信中说,在中央全会上“托洛茨基同志居然用极其尖锐的形式指责一系列政治局委员,说他们在所说问题上采取那样的立场是别有用心,是政治手腕。中央全会相当一致地对问题的这种完全不能容许的提法作出了反应,于是这一次危机似乎顺利地解决了”。

  列宁虽然在这个时期收到了关于党内和国内发生的事的比较全面的材料,但是似乎没有作出反应。按全部情形来看,他并不反对中央委员们对托洛茨基的尖锐批评,从一旁观察着中央内部的争论,没有参加。3月10日的中风,使他完全成为一个无活动能力的人。由于列宁患病,他的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由加米涅夫代理。同时决定由季诺维也夫代替列宁在十二大上作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斯大林仍留在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岗位上。这三位领导人实际上成了三巨头,他们相互支持,阻止托洛茨基想当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的意图的实现。三巨头竭力把代表大会进行的程序作这样的安排,让托洛茨基就大会议程第五项的工业问题作报告。

  显然,不是列宁,而是托洛茨基及其支持者们企图朝斯大林“扔炸弹”。列宁《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一文应成为这样的炸弹。然而在这次宫廷阴谋中事情并没有照预定的计划发展。不知为什么1923年4月16日福齐也娃把这篇文章交给了作为阴谋活动目标的斯大林。她在信中就这篇文章对斯大林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建议把它发表,因为我在他最后一次发病前不久曾问他需要不需要发表这篇文章,他回答道:‘是的,我想发表它,不过要稍稍晚一些。’”福齐也娃在解释为什么她很长时间都没有给任何人看这篇文章时说:“早先我不能这样做,因为开头还不完全清楚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代表大会前自己本人不能表达这方面的愿望,而最近两个半星期我有病,今天是第一天上班。”

  虽然库马涅夫和库利科娃痛斥斯大林这几天的行为,称之为“精心策划的阴谋”,实际上斯大林没有隐瞒这篇文章,没有迟迟不交拖到代表大会结束,没有搞十来个别的动作,而任何阴谋家都会这样做,更不用说工于心计的阴谋家了。他胸怀坦荡地把文章交给了代表大会主席团。那两位作者没有任何根据地断定,十二大主席团关于如何处理这篇文章的决议是“在总书记和他的班子的压力下”作出的。根据这个决议,文章在出席代表大会的各代表团代表的会议上宣读,然后又在会见代表大会各代表团时宣读。看来这给斯大林带来了不少不愉快的时刻。因此库马涅夫和库利科娃的话不可信,他们力图使人相信,在得知代表大会主席团的决议后,“柯巴得意地搓搓手”。(这是他们从哪里知道的,倒是个秘密。)宣读了列宁的文章后,没有给斯大林做任何组织结论。托洛茨基和其他阴谋家准备的“炸弹爆炸”没有发生。

  托洛茨基及其支持者有理由对代表大会上的许多事情表示不满。В.В.柯秀尔在代表大会上说:“几十位我们的同志处于党的工作之外,不是因为他们是不好的共产党员,只是因为他们在各个不同时期和由于各种不同原因参加过这些或那些集团……这一类人……可从托洛茨基同志算起……”斯大林回答说:“我应当对这种指责进行驳斥……难道可以严肃地说托洛茨基同志没有工作吗?领导像我们的陆海军这样的庞大组织,难道还不够吗?难道这是失了业?假定说对像托洛茨基同志这样的重要人物来说这还不够的话,那么我要举出某些事实,这些事实说明托洛茨基同志本人看来并不打算、并不渴望干另一种更加复杂的工作。”

  斯大林在讲到托洛茨基1922年9月和1923年1月两次拒绝担任列宁的副手时指出:“我们又一次得到了断然拒绝的回答,理由是:任命他托洛茨基为副主席意味着结束了他的苏维埃工作人员的生涯。当然,同志们,这是各人爱好的问题。我并不认为李可夫、瞿鲁巴、加米涅夫等同志成为副主席后就不再是苏维埃工作人员了,但是托洛茨基的想法不一样,这一点,同志们,至少与中央委员会无关。显然,托洛茨基同志有某种理由,某种考虑,某种原因使他不接受除了军事工作外的另一种比较复杂的工作。”

  托洛茨基在回答斯大林的话时,没有说明什么样的“考虑”、什么样的“原因”和什么样的“理由”使他不接受另一种工作。同时他暗示他有话要说,但仅仅只指出“代表大会不是……分清此类事情的是非的地方”。

  托洛茨基知道,在代表大会开会的会场外面,无论是三巨头还是其中的某个人都没有无可争辩的权威。而且在代表大会上也有一系列代表显示出对领导人的不尊重。布尔什维克克拉辛就曾强调指出,无论哪一派的领导人都不能代替列宁,而老喜欢闹事的奥新斯基则公开嘲笑季诺维也夫扮演新的列宁的角色的奢望。十二大上安排各个企业的代表团致祝词的专门会议清楚地表明,三巨头并没有获得列宁那样的声望。每个发言都以祝列宁健康的祝词结束。下一个获得祝词最多的是托洛茨基。因此,根据这一指标,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布哈林明显地落后于列宁和托洛茨基。托洛茨基可以感到满意:虽然他与党的领导人的关系极其紧张,但是他认为国内外形成了这样的形势,使得国家很快就需要“铁腕”,而党未必会长时间地容忍无定形的集体领导和脆弱的三巨头联盟。

  1923年夏天,国家的经济状况恶化了。国营企业生产的价格相对昂贵的产品找不到销路。一系列企业停了工,其中许多企业发不出工人的工资。与此同时,市场上农产品的增加使得价格有所降低。工业产品的高价格与农产品的低价格之间的差额(即所谓的剪刀差)成为农村形势恶化的原因,破坏了商品交换的正常过程。

  国家的经济困难助长了社会冲突。一系列工厂举行了罢工。农村发生了农民骚乱,有的地方发展为武装暴动。在这种情况下,早在1917年到1918年被禁的党派重新活跃起来。也出现了一些共产党员的集团(“工人小组”和“工人真理派”),它们要求“清除”党内的官僚。它们的活动遭到禁止,它们的成员被逮捕,但是这些措施未能阻止不满情绪的发展。

  在国家领导人中间的冲突也尖锐化了。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和一系列别的领导人开始不仅为托洛茨基的野心而不安,而且也为斯大林的威信的提高而担心。1923年7月30日,布哈林从基斯洛沃茨克写给加米涅夫的信中谴责了斯大林“改组《真理报》编辑部”的“独断专行”。同一天,季诺维也夫也从基斯洛沃茨克写信给加米涅夫,批评了根据斯大林的意志作出的几项新的任命:“我们真的非常愤怒……而你竟让斯大林直接欺侮人……实际上没有任何三头政治(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有的只是斯大林的独裁。伊里奇说得千真万确。”(看来,他们已知道了列宁的《给代表大会的信》。可能是通过克鲁普斯卡娅知道的。)斯大林在回答8月11日给他本人的信中提出的指责时说他“干的是苦差事”,他在给布哈林和季诺维也夫的信的末尾这样说:“这是闲得没事找事,我的朋友们。”领导人之间关系显然复杂化了。

  • 责任编辑: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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